“早在清乾隆58年（1793年），有船载九部十八套《红楼梦》从平湖乍浦港启航传至日本长崎，这是《红楼梦》走出国门传向世界的最早记录；就在这片神奇的土地上，早在1988年就成立了平湖红学会，作为全国第一个县市级的红学会，在红学史上举起了一面群众搞红学的旗帜；就在这片神奇的土地上，在1993年隆重举办了纪念《红楼梦》从乍浦走向世界二百周年活动，国内著名红学专家和学者云集平湖，共研红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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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部红学研究史，从某种意义上说也就是一部红学研究方法论的演进史。”“只有研究理论与方法常新，才能保证研究成果以及学科本身常新。”这是梅新林《拓展红学研新视野》①一文中的观点，我以为是很有见地的。因此，红学研究者应关注理沦的发展。

    现在，我十分欣慰地看到了一部在角度、立论、语言上都别树一帜的理论著作----鲁枢元的《超越语言》②。文论界的人们都知道，他的学术研究曾填补了我国创作心理研究的空白，这次他又超越了自己。他以王蒙所说的“博采众书而又取舍在我的做学问的眼光与胸怀”③，理直气壮地声扬自己对文学语言、对文学艺术、对人类精神生活的种种新的见解。韩少功以作家的敏感称道：“这本书份量很重，是国际量级，足可‘西渐’入侵欧美。”④我也颇有同感。我觉得用他的理沦，特别是“场型语言”理论，对《红搂梦》研究很有启发。本文先介绍鲁氏某些理论，然后用鲁氏理论观照《红楼梦》所得到的新收获。


                                        一

    鲁氏认为，文学作品中存在着这样三种类型的语言：线型语言、面型语言、场型语言。 　

    线型语言：主要是一种陈述性的语言，它遵循因果关系和逻辑规律，在文学作品中用来叙述情节的发展、交代事件的过程。

    面型语言主要是一种描绘性语言，它凭依着作家对于对象的观察和印象，在文学作品中用以对人物、景物、场面的刻画描写。

    场型语言主要是一种建构性语言，一种立体的、空间的语言，依赖于表象和意象的自由拼接，作用于作家和读者的直觉与顿悟，从而创生出审美新质，创生出文学作品的氛围、气韵、格调、情致。

    鲁氏又进一步阐述道，线型语言和面型语言主要是一种外指向的浯言，即指向陈述和或描述对象的语言，而场型语言则是一种内指向的语言，指向语言活动内部，指向言语活动参与者的内心。三种语言对于文学整体来说都是必不可少的，场型语言显然具有更高的文学品位。因为在场型语言中，文学的形而上的层次得到了充分的展现。

    “场”是什么？鲁氏用现代物理学中“场”来描述和类比，并用格式塔心理学来沟通，认为“场”乃是（内在的）一个动力的、充满能量和张力的系统，其中任何一部分影响着所有其他部分。它的基本原理是：整体大于局部之和，形式与关系可以生成一种新的质，这是一种突现的、新生的质，这是一种经由大脑整合而生出的东西，一种由对象的结构和大脑的直觉共同创化出来的东西。这种新质并不属于具体的任何部分，却可以统领涵盖各个部分，各个部分也因此而被赋予了新的涵义。

    一个语词（放在心理屏幕上观照），就是一个意象，（一个在内视觉中呈现的意象），一句话就是一个意象群，一段话（还可包括整篇文学作品），就是由意象和意象群落构筑起来的“文学格式塔”，一种“墨气四射”、“一片神光”、“充满了艺术张力”的文学言语场，是人的主体的心理定势发挥着能动作用的心理场。它不仅是一个结构，也是一种能量．一个充满张力的“紧张系统”。鲁氏正是把能诉诸这样内在心理场意义上的文学语言，称之为“场型语言”。

    在文学作品的阅读中，读者（在心理屏幕上）会随时把读到的（接触到的）一个浯词（意象）与周围的任何一个方向上的语词(意象或意象群落)加以粘连、触碰、对前者发送后馈，从而改变已经读过去的那些语词的心理意象。这可以说是读者与作者基于言语知觉之上（包括想象、感情、理解等）的“瞬间整合”。这种“瞬间整合”，既可能在句子中发生，也可以在篇章中发生。前者可以叫做“微观整合”，后者则可叫做“宏观整合”。“微观整合”是在短时记忆基础上的同时性综合，“宏观整合”或许是在阅读者（阅读整个作品后）活跃的“情绪记忆”与“形象记忆”（或许还应包涵生活中各种经验积淀，以及如盐溶于水的感悟和理解的能力）中进行的。（这可以看作是作者与读者两个主体心理定势发挥着能动作用的充满艺术张力的心理场的“瞬间整合”----以上括号内均系笔者补注）。

    鲁氏反对把语言简单地看作是“交际的工具”，而把它提升到人类生命本体意义上来考察，并坚持在心理屏上上下求索，认为“语言是人类生命活动与心灵活动的窠穴，语言天地里包笼着人性的沉沦晦蔽和精神的澄明敞亮。”认为“场型语言”就是超越“常语言”的“超语言”，是一种站在“常语言”踏板上精神化生的语言，是使人由浑沦氤氲的深渊升入天光四射的峰巅的阶梯，从而使他的文学言语学理论以生气贯注的灵性和活力，更加切合文学艺术的审美特征和内在规律。

    王蒙读过鲁氏该著后兴奋地说：“读之如行山阴道上，风光万千，令人应接不暇！”①我也兴奋莫名。要全面理解和把握鲁氏理论．最好是读他的原著。本文限于篇幅，有不能尽说的遗憾。为观照《红楼梦》的需要，不少地方经过“剪辑”“粘连”和少量补充，难免有刀斧之痕，甚或曲解之处，请著者和明人指正。我把学习与介绍鲁氏理论的过程，看作是不断提升自己理论制高点的过程，并希望与同仁切磋。


                                        二

    用鲁氏理论，特别是“场型语言”理论作为一个理论支架来观照《红楼梦》研究，觉得有些新的收获。下而作简要的论述。

    （1） 对《红楼梦》文学言语的整体特征．可以作出这样的概括：是包容、化合了线型语言和面型语言的场型语言。

    《红楼梦》中大量的诗词曲赋，以及酒令、谜浯等对相应的人和事多有隐喻、象征、预言、寓意等“内指向”的作用，无疑是“场型语言”。张新之谓“是书名姓，无大无小，无巨无细，皆有寓意。”它象繁星似的缀满文本的各个角落，及神话、梦幻和尘世的各个层面，任凭读者意会悟解，深浅自得。前贤多有著述，无须赘言。刘梦溪指出：“作者在写法上采取的是工笔和写意相结合的手法、经常把具象抽象化、把形体灵动化，把相貌神韵化，把环境意象化，给读者留下了充分的想象的余地。”⑤所谓“工笔”，主要指的是线型语言和面型浯言，所谓“写意”，主要指的是“场型语言”。几个“化”概括出了作者如何用场型语言包容、化合线型语言和面型语言的几种方法。不妨看看小说中最基本、最多见的叙事形态：一面沿着线型语言与面型浯言的“言语链”不断推进，一面不时向四面八方弹跳出诉诸“内指向”的联想空间。言指意象之表，意射意象之外。意义在意象的关系中呈现，气韵在空白处流动，诗意在相互交融中飘逸，境界在言语道断时创生。读这样的叙事语言，须理解与感悟并进，逻辑推理与自由联想相谐。

    三十六回这样写道，这里宝钗刚做了两三个花瓣，忽见宝玉在梦中喊骂说：“和尚道土的话如何信得！什么是金玉良缘，我偏说是木石姻缘！”薛宝钗听了这话．不觉怔了。----这段话使读者由“木石姻缘”联想到“木石前盟”的神话故事，联想到宝黛爱情。因为联想到的内容不在现场出现，所以是“内指向”的。由“金玉姻缘”与“木石姻缘”联想到宝、黛、钗三者恋爱婚姻和复杂关系，也是一种“内指向”的联想。只有宝钗绣鸳鸯，表现了她对宝玉的爱意。听了宝玉的梦话，意识到宝玉对他的反感，读者可从她“不觉怔了”的描述中，感受到她心灵的震撼。这种直指描述对象的叙事，才是“外指向”的，但它被“内指向”空间包容和化合了。如果读者再仔细品味，还可以悟到这是通灵顽石突然显露本相，在为贾宝玉发表潜意识的宣言，或者听到隐隐传来的太虚幻境凄婉的［枉凝眉］歌曲，甚至联想到现实生活中恋爱婚姻诸多悲剧，诸多无奈等，那样，“内指向”的空间就更大了。其他叙事语言也可作如是观。需要注意的是：《红楼梦》文本中、场型语言的"内指向"的方式是多种多样的。场型语言包容、化合线型语言和面型语言的形式也千变万化。那是文学语言的奇观。

    鲁氏的文学言语“三型”说，其内涵与外延有明确的界定，用包容、化合线型语言、面型语言的场型语言来界定《红楼梦》文学言语的基本特征，显然比常见的“诗化语言”的提法更贴切、更全面、更深入地揭示了《红楼梦》文学言语的基本特征。

    （2） 观照到了《红楼梦》人物塑造上“意象群落”式的空间性的特征。

    从场型语言角度，或者说从场型语言所内指的心理屏幕上观照《红楼梦》的人物塑造，可以发现人物塑造上“意象群落”式的空间性的特征。主人公贾宝玉形象，是以落入“红尘”中的贾宝玉为核心，通灵顽石、神瑛侍者、“宝玉”、甄宝玉“五位一体”的意象群落。所渭“意象”与“实象”不同，一些写实小说中的“实象”，主要地是通过线型语言和面型语言叙述描述来刻画的，是一种“外指向”的形象。所谓“意象”，主要地是由场型语言塑造的，是一种“内指向”的，具有虚实结合的空间性的特点。“意象群落”指的是它的表现形式特征，本质特征是空间性，主要地是靠直觉去意会、去悟解，它是通过作者与读者的“瞬间整合”建构而成的。贾宝玉的“五位一体”式的意象群落，构建出了一个“内指向”的多层多角的、灵气贯通的张力空间，读者可以意会到作者对生活的深切体验和卓越的识见，体悟到作者真挚感情和对人的终极关怀。穿过大观园与青埂峰悠远的心理时空，因贾宝玉与通灵顽石的神秘联系，会唤起你有关人性异化和人性复归的深远的思绪；由灵河岸三生石畔神瑛侍者投射到贾宝玉身上的一束幽光，似乎可以悟出贾宝玉对林黛玉的痴情的由来，给读者以“前世有缘”这样一类神秘体验。不论这种联想是对还是错，你也可以用唯物论的观点说那是荒谬的，但能引发这种联想，让你有这类难以名状的体验却是必然的。这类“内指向”的意会、联想、体验，你也许以为是作者的本意，是作者给予你的，因为你意识不到自己独特的视点的存在，无意中形成了一个“盲点”。其实．它是作者与你两个有各自心理定势的心理张力场“瞬间整合”共同建构出来的。

    不妨再观照一下林黛玉的形象，她是由尘世中林黛玉为核心意象，与多层面的、卫星似的意象，如绛珠仙子、晴雯、香菱、秦可卿、妙玉、尤三姐、潇湘妃子、西子、莺莺、杜丽娘、谢道韫、翠竹、桃花、芙蓉等，构成了围绕一个核心转动着的星系似的联想和想象的空间。这些意象，或以风恣神韵与黛玉相近，或以气质秉赋与黛玉相似，或以命运遭际与黛玉相类，或以才智灵性与黛玉相仿，远铺近垫，象征映照，隐喻比拟，相似而不相同，叠影而不重复。本文中作者没有说“晴为黛影”，“晴为黛影”是读者意会出来的。在这“核心”似的意象与多层面“卫星”似的意象之间，有一个既空旷而又模糊的空间。而林黛玉的核心意象本身，也是个多层多角的空间。别的且不说，她写的许多诗词，也是个空间性的意象群落，把一束束隐喻象征之光投向她自身，其中也有许多可以让读者意会、品味、悟解的空间。

    从《红楼梦》的人物塑造来看，只有用有空间性的场型浯言来塑造的形象才会具有这样“意象群落”式的空间性的特征。《红楼梦》主要人物形象与一些写实小说中主要用线型语言和面型语言刻画的形象特征的根本差别，不是“扁形”（即类型化）和“圆型”（高度典型化）的差别，而是“面型”（即二维平面型）与“球型”（即三维空间型）的差别。反过来说，诸多具有“意象群落”式空间性人物形象的存在，也进一步证明，《红楼梦》的文学言语是包容、化合了线型语言和面型语言的场型语言。

    （3） 《红楼梦》在流传过程中，充满个性化的即时性流变现象。 　　　

    用鲁氏的作者与读者在阅读过程中两个心理张力场“瞬间整合”理论观照，《红楼梦》在流传过程中，充满了个性化的即时性流变的特点。我想主要从读者一极说。

    上面谈到，林黛玉与那首《葬花辞》，可以看作“意象群落”，其可以意会、阐释的空间之大，甚至经得起读者“三级阅读”。每一级阅读都可以看作是一种作者与读者的“瞬间整合”。在初级直觉性审美阅读中，你可以心游《葬花辞》与林黛玉构成的“意象群落”式的空间，灵视中可以看到一幅美丽的立体的图画：桃花与李花共坠，柳丝与榆荚齐飞，在明媚的春光中，一个葬花少女与鲜艳的花儿争辉。你可以陶醉在绘画美与音乐美的享受之中；在二级信息回馈反思性阅读中，读者可以把它放在整个小说的更大、更复杂的“意象群落”式的张力系统中进行观照，可以进行电影“蒙太奇”那样的组接。其中有意象与意象的协同与对峙、吸引和排斥。你可以感受到她置身于一个怎样的环境和氛围之中，意会到这首诗是一支九曲回肠式的对个人不幸命运的咏叹。这里你会发现，读者的心理张力场是能动可变的。林黛玉在你心中的形象也发生了变化。你还可以“思接千载，视通万里”，以自己的生活经验的丰富积淀，以及如盐溶于水的感悟和理解能力，超越《红楼梦》文本，进行高级的抽象的历史性的解读，把林黛玉与《葬花辞》的意象群落，放在人类历史长河中加以考察和领悟，意会到林黛玉幽深的历史意识和广阔的空间意识，感悟到它表达不仅仅是个人的痛苦，而且也是处于必然王国的人类的痛苦。当然，这是作者与读者两个心理张力场的“瞬间整合”，是作者与一个感悟、理解和能动性很强的读者的高层次的“瞬间整合”。这三级阅读可以分别在不同时间进行，在不同的心情和审美期待下欣赏和阐释，于是读者心中的林黛玉形象也在不断地即时性地流变。

    过去，有人从接受美学的角度观照，说“一千个读者心中有一千个林黛玉”，觉得这个说法很新鲜。现在，我用鲁氏“瞬间整合”理沦观照，一个读者心中的林黛玉也不是固定不变的。至少，我现在心中的黛玉，与我过去心中的黛玉已有很多不同。当然，这只是相对的不同。这是因为作为读者主体的“我”，生活经验的积淀，感悟和理解能力等，已与过去的“我”不同。更何况在阅读过程中有即时性变化的因素，这也使得我心中的林黛玉形象不断地变化。

    有人觉得《红楼梦》越读越厚了，其实，主要不是《红楼梦》文本在加厚（从鲁氏“瞬间整合”理论观照，作者是读者在心理屏幕上看到的作者，不同版本的《红楼梦》，实际表现了不同个性、不同心理张力场的作者，这与历史上作者的含意不同，也有个性化的即时性流变的特点。这里不展开来论述），而是读者的心理张力场在不断丰富、扩大。生活经验的积淀厚了，吸收消化了他人许多研究成果，艺术感悟与理解能力提高了，如此等等。曹学、探佚学、《红楼梦》评点、无比丰富研究成果，除版本变化之外，加厚、加强、加深、加大的是读音的心理张力场。但另一方面，文本本身也要具有能够容纳可以不断深人发掘的深邃的空间。《红楼梦》正是这样的空间。这与《红楼梦》“空间性”的场型语言有关。如果《红楼梦》不是用包容、化合线型浯言和面型语言的场型语言来写，能有如现在那样可让世世代代读者不断意会和阐释的深邃的空间吗？《红楼梦》不仅是意会和闸释不尽的，而且必定是越来越厚。


                                        三

    理论的重要性，在于每一种有价值的理论能够为人们提供一个新的理论支架，让人们能够从一个新的视点观照研究的对象。虽然，每一种理论都有它的“亮点”和“盲点”，各种理论是一种交叉互补关系，但一种新的有价值的理论至少能使我们看到因循的目光很难看清楚的东西。如果我们不用新的理论来观照，稍有不慎，就会落人人云亦云的深潭而不自觉。我早就想从文学言语的角度切入《红楼梦》研究，但找不到合适的理论支架，如果用语法学、修辞学的理论作支架，也可以找到非常丰富的实例，可我觉得过于细碎，很难从微观到宏观把握《红楼梦》文学言语的基本特征，以及文学言浯与文本形象系统的内在联系，也较难解释红学研究中的某些现象。可鲁氏的文学言语学理论却有这种可能。尽管它还不够完善，还须在理论联系实际的过程中充实和发展。但它已经能使我从文学言语层面，从心理屏幕的角度，看到一点新的东西。以上论述，如果说有点新意的话，那就是因为有了鲁氏理论的烛照。作为个例，或许多少可以证明关注理论的发展，提升自己理论的制高点，对于发展新世纪红学研究的意义。


注释：
①《红楼梦学刊》增刊《97北京国际红楼梦学术研讨会专辑》。
②《超越语言--文学言语学刍议》，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8月第二次印刷。
③同上。附录二：王蒙《缘木求鱼》。
④同上。附录一：《韩少功致鲁枢元信》（1992年7月10日） 。
⑤郭豫适编《红楼梦研究文选》（1988年4月），刘梦溪《＜红楼梦＞与民族文化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