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西庄原址位于清时天津城西五里南运河的南岸，雍正元年由查日乾、查为仁父子开始修建。最初占地“广可百亩”，后经几次扩建，面积达 150亩之多。

天津地处渤海之滨，为九河下梢之地，自古以来就有舟楫、鱼盐之利。清朝初年，为充裕国税，政府鼓励豪绅富户经营盐业。在康熙年间先后将长芦盐政署、长芦盐运司从北京、沧州移至天津，从此天津便成为了清代盐商的大本营，这极大地刺激了天津的快速发展。

以盐业为龙头的经济发展和盐商的崛起，从而导致了盐商文化的诞生。这与当时天津撤军事建制卫，改行政建制州，又升州为府，发展为京畿地区一大封建都会也是相辅相成的。因为，有什么样的经济基础，就会产生什么样的上层建筑。据周汝昌先生考证，时，查日乾助大盐商张霖为业，获得京师食盐的专卖权，年收入十万至二十万两白银，遂成巨富，来往于京津两地，俱有产业，水西庄诞生，实源于此。

据史料记载，查日乾、查为仁父子虽是商海巨富，但有祖上读书、“好儒”传统，可谓一代儒商，具有很高的文学修养。他们在经商之余，喜结名流雅士，与之诗文唱和。

水西庄的修建，是盐商经济在文化上的反映，也是当时政治需要的产物。水西庄的诞生，促进了这种文化的交流和发展。在天津，与水西庄同期兴建的还有其他一些私家园林，但规模和品位均不及水西庄。查为仁在《抱瓮集·水西庄诗并序》中是这样记载水西庄兴建过程的：

“天津城西有地一区，广可百亩，三面环抱大河，南距孔道半里许，其间榆槐柽柳之蔚郁。暇时，侍家大人过此，乐其水树之胜，因购为小园。垒石为山，疏土为池，斧白木以为屋，周遭缭以短垣。因地布置，不加丹垩。有堂有亭，有楼有台，有桥有舟，其间花袅竹，延荣接姿，历春绵冬，颇宜觞咏。营建既成，以在卫河之西也，名曰水西庄。”

又据《天津县志·水西庄记》载：

“既成，亭台映发，池沼萦抱，竹木荫庇于檐阿，花卉纷披于阶砌。其高可以眺，其卑可以憩也。津门之胜，于是乎毕揽于几矣。”

由此可见，水西庄“面向卫水，背枕郊野”，凭河造景，巧夺天工，是一处交通方便又十分清幽雅致的园林。园中楼台亭榭有名可考者计 34 处，如揽翠轩、藕香榭、数帆台、枕溪廊、泊月舫、花影庵、秀野、红板桥、一犁春雨、碧海浮螺亭、来蝶亭、苔花馆、香雨楼、竹间楼等。这些楼台亭榭的起名，每个都是依据其特点，富有诗情画意，清新雅致，丝毫没有商贾的那种俗气，折射出浓郁的文人高雅文化氛围。游人登临这些景点，听其名，观其景，势必会触景生情，“颇宜觞咏”。

例如数帆台，高耸于运河之畔，登台远眺，势必会出现“长河一望征帆远”、“轻帆挂去小楼空”或“几程风雨奈何天，片帆西望碧云边”的情景。

“长河落日，白帆悠悠”的绝妙景观，直到 20 世纪60年代天津犹可见到，只是后来各河断流、干涸，津门才失却了这道美丽古朴、宁静致远的风景线！天津多坑塘湖泊湿地，历来为鱼、米、藕之乡。

莲藕栽培，直到20世纪60年代以前，天津四郊还比比皆是。天津50岁以上的人都会记得，20世纪60年代以前，卖肉是以鲜绿的荷叶作包装的，何况清时！风清、荷绿、藕香，藕香榭，正是当时风韵的真实写照：身处秀野，会使人幻发“惹烟笼月影檀案”，“无数秋光上修竹”的浮想……就水西庄的整体构思与布局而言，体现出了高超的造园艺术水平和深刻的文化内涵，为当时津门一绝，这是无可质疑的。然而，如此规模、如此造诣的园林艺术，与其他方面比起来，不过是“小节”（红学家周汝昌语，后有全文介绍）一桩，可见水西庄文化的博大精深！此其一。

第二，的确，水西庄蕴含的文化底蕴是我们今天三言两语难以述说的。例如，水西庄的收藏相当丰富。这从另一个方面体现了它对传统优秀文化的重视、发掘与继承，为开天津高雅文化之先河做出了巨大贡献。以查礼为例。

查礼（ 1715 － 1782 ）自幼聪慧颖悟，平生酷爱文物。因购得一绝妙古代铜鼓，遂名其书房为“铜鼓书堂”。他集秦汉铜印六百余方，其中“官印自王侯将相至蛮夷番属，应有尽有。私印自朱文小印至篆虫鸟之文，无不具备。”后来，他按时代之顺序，排列成谱，编纂成《铜鼓书堂藏印》一书。

其子查淳，继承父业，又集历代铜印“三百有奇”，总共千余方。仅此一项就蔚为大观，至今无可匹敌。庄内藏书，据查淳自述：“累数万卷”珍品字画有《双凤图》、《松阴高士图》、《载鹤图》、《湘漓江源图》、《对床风雨读书图》、《荆树再花图》、《枯木竹石图》、《长江万里图》、明杨文宪墨迹、清吴天章字等法帖类有《旧拓兰亭禊贴》、宋黄庭坚书《蓄狸说》拓本、宋黄庭坚、苏轼书《东坡赠李方叔》拓本等。

第三，水西庄建成后，促进了南北文人的交往，对天津文化的发展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清代着名文学家袁枚在其《随园诗话》中记说：时，升平日久，海内殷富，商人士大夫慕古人之风，蓄积书史，广开坛坫。扬州有马氏秋玉之玲珑山馆，天津有查氏心谷之水西庄……名流宴咏，殆无虚日。

水西庄的优越地理位置、优雅的环境，加之水西庄主的“喜交游”，讲义气，“重然诺”，豪情待客，一掷千金，致使“贤豪长者多乐归之”，南来北往的文人雅士常在水西庄小憩甚至常住。他们与主人“赠答唱酬”、鉴书赏画，留下了许多美好的诗作、书画珍品和趣闻逸事。据史料记载，与水西庄交往甚密的名流先后有诗人陈元龙、津门海光寺名僧元弘、画家恽寿平、著名文学家袁枚、诗人徐兰、画家朱岷、胡峻、陈元复、《四库全书》的总纂官----“一代文宗”纪晓岚，还有文人墨客马祖荣、钱载、杭世骏、吴廷华、汪沆、厉鹗、刘文、万光泰、陈世倌、赵昱、金玉冈等等。这些当时顶尖的文人，留下的诗作、书画作品难以计数，不少为珍品佳作。

如乾隆二年朱岷在水西庄揽翠轩所画《秋庄夜雨读书图》，上有汪沆、刘文、吴廷华、葛正等名家题识，一展水西庄雨景，成为研究水西庄的重要资料。

特别是水西庄第二代主人的着作《莲坡诗话》，既是一部优美的散文和笔记小说作品，又是一部纪实之作，有很强的史料价值，是研究水西庄和天津历史、文化，追寻清代众多着名文人墨客踪迹的不可多得的宝贵资料。

查为仁与钱塘厉鹗共同撰着的《绝妙好词笺》于1750年出版，后被收入《四库全书》，至今仍被视为词文学研究的必读文献。

此外，研究天津的重要典籍----天津自有地方行政建制以来的最早志书----乾隆年间版的《天津府志》、《天津县志》皆修自水西庄。

第四，皇帝多次驻跸水西庄。据史料记载，自1748年起，乾隆皇帝曾十次来天津，其中四次驻跸水西庄。皇帝多次巡幸天津驻跸水西庄，其原因固然与水西庄的的舟楫便利、环境幽雅、饮食丰美有关，但更重要是出于经济和政治上的考虑。

乾隆皇帝为一代明君，深知水西庄的巨大影响和其主人所代表的社会力量之重要。他要改变先帝对盐商富豪的压抑、限制，以“怀柔”政策亲近他们，主动与之对话，消除以往隔阂，让他们在政治上心无疑虑地依附皇权，在经济上心甘情愿拿出巨资以充国库。他四次驻跸水西庄，就是这种姿态的展现。乾隆皇帝成功了----他的四次驻跸不仅取得了盐商阶层的信任，还紧紧抓住他们办了多件实事。

例如，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二月，乾隆皇帝第二次驻跸水西庄时，在芥园主持论证了一项水利工程，并召见赏赐了长芦盐商，还对上年水灾灾民进行了赈抚。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三月，乾隆皇帝第三次驻跸水西庄，主要目的是“阅视河工”，即视察运河的水利工程，同时下旨缓征长芦盐商银两，等等。

这一切正如大红学家周汝昌先生所一言以敝之：“水西庄的事关系着政治、经济、文化建设、文艺创作等等众多方面的大事----最后才是园林艺术的‘小节’”。限于篇幅，本文所述挂一漏万，但水西庄在天津历史上的地位，读者还是能够管中窥豹略见一斑的。


子牙河畔将重现名园丰姿

水西庄的兴衰，实际上是国运的反映。大清国康乾盛世，水西庄崛起兴旺；大清国日渐衰微，水西庄则失去活性；大清国消亡，则水西庄荡然无存。

然而，对于曾兴盛百年，又废屺百年的历史名园，津门人士一直没有忘却，复活它的梦想久存。清末民国初，有盐商黄铁珊出面，筹款备料，以图复建。因时国运不济，复建计划落空；20世纪三十年代，正值中国动荡之际，有严智怡等一批热心文人出来组织水西庄遗址保护委员会，打算寻踪重建，然依时机不当，致奔走呼号再付东流。

改革开放，国逢盛世，身为津沽之子的大红学家周汝昌先生，首倡成立水西庄研究学会，以期为名园的重生而奠基。此倡议得到了红桥区委、区政府的大力支持，“水西庄学会”遂告成立。

红桥区委、区政府的领导认识到，水西庄对于红桥，对于天津的意义，绝非仅是一座私家园林，它的出现，代表了天津历史上一种重要的文化现象。

研究水西庄文化，梦想复建水西庄，不仅是对古代优秀文化遗产的挖掘和继承，更重要的是它可以填补天津旅游资源的缺乏，完善天津的城市功能，从而产生良好的经济效益，带动红桥和天津的发展。基于此，红桥区委、区政府的历届主要领导同 志亲自兼任水西庄学会的理事长。

“水西庄学会”的成立，使京津两地乃至全国及海外百余名有关专家、学者、作家、查氏后代聚集其下。经过大家刻苦工作、潜心研究，十年时间，成果颇丰，为水西庄的复建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周汝昌先生曾在《团结报》等各种报刊上发表文章，多次呼吁海内外查氏后人能行动起来，为重建中华名园水西庄而贡献力量。

文章引起金庸先生对水西庄的关注。1996年全国政协会议期间，金庸先生与周老谈及此事，表现了查氏后人对津门水西庄的极大热情。

水西庄的此次复建，址选子牙河畔平津战役纪念馆侧。因原址已有众多建筑，不宜拆毁。目前，水西庄复建的初步方案已确定，并得到了市有关部门的批准。名称为水西庄公园。拟复建原水西庄的30余个景点，如揽翠轩、数帆台、藕香榭、泊月舫、淡宜书屋、竹间楼、古芸室、香雨楼、来蝶亭、秋白斋等等。此外，还要建立一些功能区，使之成为集文化娱乐于一体的大型公园。

目前正加紧设计，争取明年破土动工。津门儿女盼望水西庄的再度崛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