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8℃穿棉袍拍戏

×月×日

今天数伏。天气预报，气温三十八摄氏度。

太阳似火一般，仿佛大地在燃烧。

我们却着妆打扮，穿着货真价实的棉袍，很不情愿地踏入进不了一丝空气的摄影棚，在强烈的灯光炙烤下，拍摄贾府少爷在贾敬带领下，站在祭坛前祭宗祠的一场戏。

热！真热！

无数的汗珠在脊梁上象小虫似地爬，心里被烤得火辣辣的。

可是，还必须要控制住这不稳定的焦躁情绪，按照导演规定，找到冷，冷得很的感觉。

一个镜头刚过，趁布光的工夫，大家伙一窝蜂地奔到电风扇前，敞开棉袍，使劲地吹。

那架式，十个电风扇也不能解恨。

我摸了摸背心，早已被汗水浸透。

这就是我们的工作，不按季节，不按集数，只按拍摄日期的安排。

我回忆起去年深秋，狂风呼啸的—天，我站在大观园的山坡上拍摄夏天季节的戏，单薄的夏装，被风卷拂，冷得浑身打颤……

想起零下三十度的哈尔滨之冬，白雪茫茫。为了拍贾府败落、宝玉落难出家的戏，我在雪里一站就是一天，就连围观群众也经受不了这寒冷，渐渐散去，而我还要在雪地里爬、走、摔，吃上几口足以把心冰破的雪。一不小心，踩空了，两条腿陷下去，冻得手脚麻木，象根木头。

拍完戏，只好由两名武警同志把我抬上空调车。那双脚已被冻成了冰块，又由这两位武警小心翼翼地帮我把鞋脱下来……

拍“宝玉受笞”这场戏时，为了在屏幕上达到逼真的效果，贾政打宝玉的细长竹杠，是真正的道具。竹杠落在我的屁股上，刺骨的疼。

晚上，带着疼痛的屁股回到住所，用两面镜子对映看，被打的地方，又红又肿。

同寝室的高宏亮帮我打了满满一盆烫水，热敷消肿。

第二天，继续拍这场戏剩下的镜头，还得挨打，心里很是发虚、发紧。扮演贾政的马加其老师小声说：“对不起！”语气里带有几分的歉疚。

“没关系。”我没事似地摇头。

当望见他高举起竹杠，只待开机，我紧张得全身缩成了一团。

“开始！”竹杠似雨点般地落了下来，落在了我还没有消肿的屁股上。

我咬紧牙关，强忍住剧痛，火烧般的剧痛。疼得难熬！ 疼得难忍！ 快停！我心里在哀求。

竹杠是士兵，在没有听见“停”的命令时，决不会罢休。

我急了，五脏六腑在火烤似地翻腾，再也坚持不住了，尖叫起来“啊----！”……

这就是我们的工作，让人羡慕，又让人不了解。

其实，并没有多少神秘，也没有多少浪漫，而有艰苦却是实实在在的。

一位老前辈曾说：“干我们这一行的，必须要有一副与大自然相抵抗的身体。”哈，这句话，太绝了。

“喂，宝玉，穿上棉袍快进来，再坚持一会就完了。”副导演孙桂贞的催促声把我从回忆中拉回来，我真热怕了，真想躲起来，不进去。

可，手还是机械地穿上了棉衣。我听见一旁参观的同志感叹道：“唉，拍个镜头真不容易。”

“是啊，演员太艰苦了。”观众理解了我们的工作。还有什么比这两句话更让我们欣慰的呢？是的，这就够了，足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