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亲可敬的老头儿

×月×日

这老头，还在生气。

李颉老头坐在沙发上，埋头看报，没有搭理我的意思。

昨天晚上，快睡下了，他把刚写好的一篇“评电影《少年犯》的不足”的文章给我看，让我提意见。我因和他文章中的论点持“不同政见”，相互争执得面红耳赤。

“编导强调真人去演，更真实。这个观点荒谬。”他强调道：“艺术的真不是生活的真，艺术应似真而不要真的演。这也是谁都懂得的道理。生活中的真杀人、真强奸、真吃真唱，原样搬上银幕，就成为艺术了么？难道可以允许土匪演土匪，疯人演疯人么？更何况现正在服刑，正在偿还人民欠债、正在改造的人作电影演员，作灵魂工程师，无论怎样，是说不过去的。”

“自己演自己，更有真情实感，在艺术上是一种突破，起码是一次尝试。意大利新现实主义电影用同样表现手法，不是取得了很高的艺术效果吗？我们为什么又要去默守陈规呢？”我急辩：“你看不惯，不一定就是一部坏作品。”

“让这些由于贪婪名利而失足犯罪的人去品尝合法的名利佳肴，这里已孕育着使这些没改造好的人再次犯罪的温床。”他急急地说。

翻来覆去在这个问题上打转，转得我的眼睛疲倦得快睁不开了，转得我厌了：“得啦，你的这副膏药收起来吧，睡觉。”没等他再说什么，我把灯关了，闭上了眼。

今早他没有把我叫醒，等我自己起来，他脸上仍抹着一层冷冷的霜。我清楚，昨晚得罪了他。

我匆匆地拍戏去了，晚上回来一看，他还是那副神态。我们虽是朋友之交，却又是两代人，不，三代人。用了这种没有涵养的态度，确实是不应该的。

我忙去灌了一瓶开水，给他的杯里沏上茶，恭恭敬敬地端到他面前说：“老头别气了，昨天是我错了。”

“怎么又是老头？”他质问。脸上却绽开了笑容，“你们这帮小子，刚来时，叫我老师，过段时间叫老李，戏还没拍完就叫老头，今后该叫老家伙、老不死的了。”

“哪能呢？老头。”瞧他的表情，就知道他已烟消云散了。眼角笑得象豌豆角似的，带着几分的天真，难怪我们都亲切地称呼他：“老小孩。”

在外人眼里，这一定不能理解，已是爷爷辈的老人了，却和一位二十多岁的年轻人成了忘年之交。

这就是老头的豁达、平易，深知年轻人的心，我们在心里都尊敬他，没有因年龄相距很远，而变得隔膜。

他是长春电影制片厂的老演员，曾在《神秘的旅伴》、《虎穴追踪》、《国庆十点钟》、《画中人》、《甲午风云》、《车轮滚滚》等影片中纷演过不同类型的反派角色。

这次是演贾赦，戏虽不多，因对表演很有经验，专门为剧组初登银屏的演员说戏，分析角色。刚开始，在我眼里，他是个清高的老演员，不太好接触；我在他眼色是“大”演员，也不好接触。

其实，我们根本就没有接触过。

去年在四川拍外景，我们才开始接触。

一个暮色降临的傍晚我俩各自在田埂上散步，无意间，碰到了一起，谈起了“红楼”。

我让他谈谈我的表演有什么不足，他不谈，先说可以，我再三恳求，他才启齿。

“影视表演，有时候，是摄影机在动，在变幻，那种变幻的运动，本身就能帮助弥补演员的表演，加上剪辑，把不成句的镜头组成完整的句子。”他说，“一旦摄影机在运动中‘表演’，你也在那里一个劲地怕观众不明白，演个不停，就容易过火。你的宝玉，基本上不错。但有些地方还有演的痕迹。”

他说着，瞟了眼一声不吭的我，忙又补充道：“这只是我个人不成熟的看法，别见怪。”

“哪儿的话，我……”望着这位老师，我没有了言语，心里却服了。

后来，我们常常在一起聊天。

在外景地，又住在一个房间，互相开开玩笑，气氛总是活跃的。

老师！这句话显得生疏、客套。

“老头儿！”我感到这样称呼亲切，心近。渐渐地组里的年轻人都这么叫，他也就接受了。

是的，我要告诉他我不准备改口了。

今天，明天，我都称呼他“老头儿”。可亲可敬的老头儿，我的好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