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敏、敦诚和曹雪芹的关係特深，这是我们所共知的事实。我们今天有关曹雪芹的生平的知识，主要都来自二敦兄弟，这一点也用不着再多说。本文论二敦与曹雪芹的文字因缘，其重点是放在二敦与《红楼梦》的关係上。我最近细看《四松堂集》和《懋斋诗钞》，发现其中与《红楼梦》及所谓脂批颇有互相照应之处。我的初步结论是，不但曹雪芹在撰写《红楼梦》时曾受到他和二敦的文学交游的影响，而且所谓脂批中还极可能杂有二敦的手笔。这个说法初听起来似乎十分离奇，几乎有标新立异的嫌疑。但是等到我在下文列举出立论的证据和理由之后，我相信凡是不抱“自传说”的成见的读者至少会承认这是一个相当合理的推测。其实以往的红学家也并不是完全没有见到这一层。不幸“自传说”的巨大障碍阻挡了他们的思路，使他们虽略有所见而终不敢大胆地追索下去。周汝昌和吴恩裕两位先生便是很明显的例子。下面我将首先条举《红楼梦》本文及脂批与二敦诗文足以相互发明之处，其次再进一步讨论所谓脂批的性质。其中凡有周、吴两先生已先我而发者，我都儘量加以徵引，以示不敢掠美之意。


一、破庙残僧  

　　周汝昌《红楼梦新证》旧版第七章“新索隐”此条云：

　　第二回、雨村閒游，“忽信步至一山环水旋，茂林深竹之处，隐隐有座  庙宇，门巷倾颓，墙垣朽败……走入看时，只有一个聋锤老僧，在那真煮粥，雨村见了便不在意，及至问他两句话，那老侩既聋且昏，齿落舌钝，所答非所问，……”，按敦诚《鹪鹩庵杂志》第十六云：“独居南村，晚步新月，过一庙寺，微微闻梵声，见枯侩坐败蒲上，因与之小语，移时，……”又，《四松堂文集》上，《寄大兄》云：“抵南村，便觅一庵下掾，榻近赖龛，夜间即借琉璃灯照睡。侩既老且聋，与客都无酬答，相对默然。”所敍盖极相似。雪芹辈必实有此经验，始能假以写於雨村，此则小说虽虚亦实之处。（《新证》页四五九一四六○）

　　按：周氏所用《四松堂榘》与文学古籍刊行社影印刻本不同，而文字无异。据古籍社本，《鹪鶉菴杂志》一条见于卷五（《鹪鷂菴笔尘》页二十二a）；《寄大兄》则见卷三（页十九a）。《寄大兄》写于雪芹卒后，故书中曾道及之，《红楼梦》文自然不可能是受了此书影响。周汝昌推测雪芹亦有类似经验，固可备一说，但我则以为敦诚是受了《红楼梦》第二回的暗示，遇到类似的情景，便不免特加注意。此书中提及雪芹之名，尤值得注意。书未有“不觉身年四十七”之语，则是一七八○年，上距雪芹之卒已在十六、七年左右，何以忽然思及雪芹等故友？此层大耐深思。书中復云：

　　时移事变，生死异途，所谓此中日夕只以泪洗面也。……即此数日前恍如一切，不几梦中说梦，何时出此幻境耶！因悟夙孽皆因，奚逃恶果；慧锋无利，焉断隋根？故于悲泣之餘，又增一重公案。……（页十九b----二十a）

　　全书思想感情极舆《红楼梦》契合，似非偶然。所以我认为此书可看作是敦诚曾读过《红楼梦》的证据。


二、太虚幻境

　　《红楼梦》第五回写宝玉梦游太虚幻境是人人都知道的。而敦诚的《午梦记》中居然也点出了“太虚幻境”四个字，尤堪注目。兹择录其最有关之文句如下：

　　余非至人，往往多梦，梦觉思之，是想是因，亦不知其所以然也。丁丑夏客松亭山，鸡窻无聊，每于午后便效坡翁，摊饭手持一卷，卧仰屋梁，俄而抛书蘧然入梦。觉来未及反侧，梦境筒翅，静而思之，渺焉茫焉，若有若无。……嗟乎！如非梦人则已，若同一梦也，何不听乐钧天而忘味帝侧，又何不直入太虚看鞭龙，种瑶草，俯瞰下界，九点一泓。不然如邯郸道上黄粱富贵，亦可差快一时。或如巫山之游，枕席高唐，亦可风流朝．暮。郎漆园之蝶，郑人之鹿，亦无不可。今数者不得其一，徒以至幻之身，入至幻之境。人生大梦，而大梦復梦，又于梦中说梦。梦觉圆梦，吾不知幻之至于何地而后止。（《四松堂集》卷四，页十一a----十三a）

　　按：丁丑为一七五七年，其时《红楼梦》大体应已写成，即上距脂砚斋甲戌重评也已有三年了。所以我深信敦诚的梦及其所入之“至幻之境”多少当受了《红楼梦》的暗示。这是敦诚深悉《红楼梦》的内容的另一条证据。不仅如此，敦诚的《午梦记》写於丁丑之夏，而同年的秋天他便写了那首有名的《寄怀曹雪芹》长诗。（见《四松堂集》卷一，页二b）诗中恰有“扬州旧梦久已觉”之句，与《午梦记》中“梦中说梦，梦觉圆梦”诸语适相吻合。诗之末句“不如著书黄叶村”，近人都认为是指雪芹著《红楼梦》而言，当属可信。这样看来，敦诚的“梦”和雪芹的“梦”之间殆有文字上的因缘，不是单纯的偶合，更是信而有徵了。


三、二丫头  

　　《红楼梦》第十五回宝玉和秦鐘一起跟着寧府眾人送可卿的殯。路上经过一个村庄，宝玉看见了一个约有十七八岁的村姑，名叫二丫头，纺綫给宝玉瞧，宝玉对她十分颠倒。秦鐘打趣说：“此卿大有意趣。”后来临别时，二丫头抱着小兄弟来送行。宝玉“恨不得下车跟了她去，料是眾人不依，少不得已以目相送”。敦诚少时便有过类似的经验。《鹪鹩菴笔尘》有一则云：

　　一日同貽谋游芹城之神山岭，饮龙泉寺溪边，薄醉。睹一女子，眉目如画，侧立柴门，徘徊宛转，若不胜情。因与貽谋作无题诗云：转过清溪日已斜，桃花门巷晚停车。春来不愤轻盈燕，又在寻常百姓家。醒后亦自悔綺语过，初不意有人知也。后月餘，晤永国公，忽有刘阮之譫。余与貽谋惊訏莫测。盖彼时伊在其园中，於墙头窥见之也。因录之以为年少轻薄之戒。（《四松堂集》卷五，页十七a—b）

　　《红楼梦》中是宝玉、秦鐘两人一起在一村庄上看见二丫头的，而敦诚则是和貽谋同游时在一个“寻常百姓家”惊艷的。但敦诚的惊艷是他少年时代的真事，且已颇流传於相识者之间，雪芹是大有可能知道这个故事的人。如依“自传说”，则雪芹年少时也必须曾与另一少年游伴同在溪岭之间有此一番遭遇。这当然也有可能，不过未免有点过於巧合罢了。因此我此较倾向於相信《鹪鹩菴笔尘》这条笔记是《红楼梦》此段二丫头创作的原料，经过作者加工，在小说中扮演了相当有作用的一个环节。甲戌、庚辰两个评本都有批云：

　　处处点情，又伏下一段后文。

可见这个故事其后尚有发展，惜今已不知其详耳。又批语在正文“车轻马快”句旁说：

　　四字有文章。人生离聚亦未尝不如此也。

以“车轻马快”及此批与“桃花门巷晚停车”诗句相较，似亦不无关合。所谓“人生离聚”正是指真实的人生而言，可见隐隐约约之间确有事在。此批不一定即是敦诚所写，但批者却极可能是知道敦诚少年“惊艷”的故事之人。周汝昌曾指出雪芹有向敦诚“借景”之事（见下），既能“借景”又何以不能“借情”耶！但这段故事，纵使取材於敦诚，也早已经过了艺术的再创造。它固然不是作者“自传”，也不会是敦诚的真实写照。总之，传记说是派不上用塲的。


四、绿蜡
 
　　《红楼梦》元春归省回中，宝玉咏“怡红院”五言诗，有“绿玉春犹卷”之句，宝釵劝他改掉“玉”字。宝玉拭汗说：“（我这会子总想不起什麼故典出处来。”宝釵笑道：“你只把绿玉的玉字改作蜡字就是了。”宝玉问可有出处，宝釵笑道：“唐钱翊咏芭蕉诗头一句：冷烛无烟绿蜡乾，你都忘了不成？”宝玉听了不觉洞开心臆，笑道：“该死，该死，现成眼前之物，偏到想不起来了，真可谓一字师了”云云。可见这“绿蜡”一典是雪芹特别郑重致意的，但是我们细读敦氏兄弟的诗集，便发现“绿蜡”一典也正是他们咏芭蕉时所同用的。敦敏的《芭蕉》五律有句云：

　　绿蜡烟犹冷，芳心春未残。（懋《斋诗钞》页三六）

敦诚咏《未放芭蕉》则云：

　　七尺当轩绿蜡森。（长四松堂集》卷一，页二七b）

雪芹和二敦是常在一起饮酒赋诗的朋友，而敦诚的园子更以芭蕉著称（见下条），则雪芹之改“绿玉”为“绿蜡”尤其可能是受了二敦的影响。我们试把雪芹的“绿蜡春犹卷，红桩夜未眠”（按：下句係咏海棠）和敦敏的“绿蜡烟犹冶，芳心春未残”对照着读，立即可看出它们之间必有渊源，因为句法和遣词吻合到这种地步极少可能是偶然碰巧。（《红楼梦》中湘云《供菊》之“霜清纸帐来新梦，圃冶斜阳忆旧游”风格也极似敦诚《赠曹芹圃》之“衡门僻巷愁今雨，废馆颓楼梦旧家”。）更何况曹雪芹对套用现成句法是非常认真而注意的。例如《大观园题额》一回宝玉咏“蘅芜院”上联是“吟成豆蔻诗犹艷”。贾政便笑道：“这是套的‘书成蕉叶文犹绿’，不足为奇。”而以“绿蜡春犹卷”校之“绿蜡烟犹冶”，其脱胎的痕跡实远过於“吟成豆蔻”句也。

　　找到了《红楼梦》中“绿蜡”的出处之后，我们再看庚辰本的批语便可得到新的领悟。原文在“绿蜡”句下有双行夹注说：

　　此等处使用硬证实处，最是大力量。但不知是何心思，是何落想，穿插到如此玲瓏锦绣地步。（页三九八）

　　我相信这个批语很可能出自敦氏兄弟之手。因为雪芹在小说中把他们的诗句套了进去，所以受到他们的特别赏识，而且所用“穿插”两字也才有着落。否则仅仅举出一个旧典是无需如此特别讚扬的。宝玉说：“现成眼前之物偏到想不起来了。”这“现成眼前”四字更像是指着同时人二敦的诗句说的；若指唐代钱翊的原句便嫌太远了。庚辰本又有硃笔眉批云：

　　如此穿插安得不令人拍案叫绝。壬午季春。

这条批，显然是畸笏的手笔。他大概也知道了“绿蜡”的来源，因此同意前批所说的“穿插”，在那里“拍案叫绝”。无论如何，夹注与眉批决非同一人在不同期所写。谁会先批上一句“穿插到如此玲厢锦绣地步”，然后过几年再批一句“如此穿插安得不令人拍案叫绝”呢？


五、借景

　　这一条是周汝昌早就指出了的，旧版《红楼梦新证》第七章此条云：  

　　第十七回，贾政游园至“杏帘在望”，说：“正亏提醒了我，此处都妙极，只是还少一个酒幌，明日竟做一个，不必华丽，就依外面村庄的式样，用竹竿挑在树梢。”按敦敏《敬亭小传》（敬亭即敦敏，传见《四松堂集》卷首）云：

　　又嗜酒，别构小屋效村墟式，悬一帘，名葛巾居。

又敦诚《鹪鹩庵杂志》页十九云：

　　先大人予告后，於城西第筑园亭以养疴，有堂曰静补，亭曰褕荫。

又其《四松堂文集》上册《宜閒馆记》：

　　榆柳荫其阳，蕉棠芳其阴。

“榆荫”一名，红楼亦有其堂，“蕉棠两植”，怡红适有其景。由此而言，雪芹之写大观园，或有借逕於亲友家园亭景物之处，但不必谓大观园岜口敦诚之园也。最明者如六十三回，平儿寿日还席，因“红香圃太热，便在榆荫堂中摆了几席新酒佳餚。”而七十一回贾母生日则云：“大观园中收拾出缀锦閤并嘉荫堂几处大地方来作退居。”后一再言之，皆曰“嘉荫”。设想一园之中，同是堂名，同用“荫”字，恐无其例，“褕荫”“嘉荫”，本是一堂；盖雪芹原意只名嘉荫，不郾顺手著书，名目繁乱，遂无意中将嘉褕写成友人园中之褕荫，由此可见其下笔时联想之痕迹。（页四六九----四七○）

　　周氏所论极为细緻，而“不必谓大观园即敦诚之园”一语，尤为通人之论。但推而言之，我们其实也不必一定要在曹家找出某一个园子来当作大观园的旧址。试想“怡红院”何等重要，“蕉棠两植”又多麼富於涵义，而雪芹竟借景於友人敦诚之园，我们如何尚能说《红楼梦》是曹雪芹的“自传”？把此条和上条“绿蜡”之典合起来看，我们便更能懂得永忠“都来眼底復心头，辛苦才人用意搜”诗句的真义了。曹雪芹如果仅仅从自己家中找材料，那只是回忆而已，谈不上什麼“搜”，更无所谓“眼底”。像“绿蜡”、真“蕉棠两植”之类便正是雪芹自己所承认的“现成眼前之物”。由此可见，仅就《红楼梦》的素材而言，作者也未必全是写曹家的真实事跡也。唯周氏所举“葛巾居”之例则不能在“借景”之内。据永忠诗题云：“敬亭敦诚新葺数椽，命名葛巾居，招客赋诗，以冬十二月岁辛丑分韵。”（见《钦定熙朝雅颂集》首集，卷二十五，页三b--四a）辛丑为一七八一年，已在曹雪芹死后近二十年了。相反地，敦诚倒可能是受了大观园中“稻香村”的暗示才筑葛巾居的。


六、庄子

　　《红楼梦》第二十二回“宝玉悟禪机”，宝玉感到调停於黛玉和湘云之间而两面都不讨好，因此想起《南华经》上的一段文字，说：

　　巧者劳而智者忧，无能者无所求，饱食而遨游，汎若不繫之舟。

敦诚有一篇《记梦》之文，其中有一段引文说：

　　故老子谓“巧者劳而智者忧，无能者无所求，饱食而遨游。”（见《四松堂集》卷四，页十三b）

　　今按：《红楼梦》所引《南华经》见於《庄子·杂篇·列御寇》篇中，雪芹本未注明篇章，敦诚则误记为《老子分之文。敦诚此文写於癸未仲夏，其时雪芹已卒，他大概又是受了《红楼梦》的暗示，所以才引了这节文字来印证自己的感受。敦诚两次写“梦”都和《红楼梦》有文字上的关合，这真是大可玩味之事。（参看上文“太虚幻境”条）像《庄子》这样一部大书，敦诚引的一段竞恰好与曹雪芹所引者完全一样，而且显然没有查原文，以致误《庄》为《老》，这更不可祖为偶合了。我们当然也可以想像，二敦和雪芹读书的范围本极相近，兼以时相过从谈论，所以这种引《庄》的偶合殊不足为异。但是这种推测终不及假定敦诚嫻熟《红楼梦》来得自然而合理。


七、口舌香  

　　《红楼梦》第七十八回《姽嫿词》中有“叱咤时闻口舌香”之句。吴恩裕曾举敦诚《鹅鷂菴笔麈》中一则与之相比，其文曰：

　　吾宗紫幢居士丽人诗中有“脂香随语过”之句，较之“夜深私语口脂  香”尤觉艳媚无痕。（见《有关曹雪芹十种》，页一五八。所引敦诚原文  见《四松堂集》卷五，页八b--九a）

　　今按雪芹此句殆即脱胎於敦诚引诗，必雪芹平时尝亲闻之於敦诚者。至《桅螻词》之作“口舌香”者，乃由於“脂”是平声字，於此句不协，故易“脂”为“舌”耳。《红楼梦》原文在此句之后，写来清客拍手笑道：

　　一发画出来了。当日敢是宝公也在座，见其娇且闻其香否？不然，何体贴致此？

　　可见作者对这句诗也是特别欣赏的。


八、二贤之恨  

　　以上所论都是就《红楼梦》本文而说的，现在我要专从批语方面找出一些关於敦氏兄弟的綫索。

　　甲戌本第一回有硃笔眉批一则曰：

　　武侯之三分，武穆之二帝，二贤之恨及今不尽，况今之草芥乎？（页十二b。按此条俞平伯（脂砚斋红楼梦辑评，失收。）

　　我每次看到这一条批就不免要困惑一次，批《红楼梦》怎麼会扯到诸葛亮和岳飞的身上来了呢？诸葛亮和岳飞又为什么要相提并论呢？这句批语起源於正文说英莲（即后来的香菱）是“有命无运，累及爹娘”。此批之前尚有两段眉批，一併录之，以供参证：

　　八个字屈死多少荚雄，屈死多少忠臣孝子，屈死多少仁人志士，屈死多少词客骚人。今又被作者将此一把眼泪洒与闺阁之中，见得裙釵尚遭逢此数，况天下之男于乎？

　　看他所写开卷之第一个女子，便用此女语以订（按：疑当作“定”）终身，则知託言寓意之旨。谁谓独寄兴于一情字耶？

在“二贤之恨”后面另有一段眉批说：

　　家国君父，事有大小之殊，其理、其运、其数则略无差异。知运知数者必谅而后嘆也。

把这几段批合拢来看，批者显然是要把《红楼梦》之言“隋”扩大到国家的大运，大数上面去。但这裹所说的“英雄”“忠臣”也并不像是指曹氏的祖先。从曹世选从龙开始，曹家上代决不可能找出任何人物来可以和诸葛亮、岳飞相此拟的。

　　现在让我们先解决武侯、武穆之谜。《懋斋诗钞》第二首诗是《谒三忠祠》题下注曰：“诸葛武侯、岳武穆、文信国”诗曰：

　　三忠庙貌古祠堂，下马遥瞻肃客裳。
　　同为中原谋帝业，仅留遗像付空王。
　　江山西蜀餘荒草，宫殿南朝冷夕阳。
　　断碣残碑倍惆悵，芦花枫叶总悲凉。

三忠祠在什么地方呢？据敦诚《松亭再征耙》云：

　　戌寅正月自都再赴松亭，走潞河……致沙河会子明（即敦敏）兄……於是再渡沙河，借景忠山作话愁塲……同登者汝猷弟、钱塘王植三、子明兄暨余，童子三、舆者十数。山高数十丈，……其巔祀碧霞元君。总兵马永建两其上，以奉武侯及武穆、文信为三忠祠。其碧霞祠至国朝始建云。（《四松堂集》卷三，页二十九a--三十一a）

又《鹪鹩菴笔麈》云．

　　昔与嵩山、子明游东皐，泊舟三忠两，各为题壁诗。（同上卷五，页十一a）

可知三忠祠所在地是沙河附近的景忠山，而二敦兄弟曾挺乾隆戊寅（一七五八）正月与友人同往游览，并有题壁诗。《懋斋诗钞》前《东皐集》小序首云“戊寅夏自山海归”（此据《八旗丛书》清抄本，现存哈佛大学漠和图书馆，影印本无“戊寅夏”三字）。《诗钞》第二《謁三忠洞》即是戊寅之作，则此集为编年体更无可疑。这个景忠山其实离北京不远，明末刘侗、于奕正的《帝京景物略》说：

　　出崇文门三里，曰大通桥。……三忠祠祖三忠：汉武侯、宋鄂王、信国也。（古典文学出版社本，一九五七，页三一）

余棨昌编《故都变迁记略》卷十云：

　　三忠两在大通桥东里许，地名槐村，为义士周珍创建，祀汉诸葛武侯、宋岳武穆王、文信国公。（页三十三a，书无刊行年代，有一九四一“自序”）

所以“三忠祠”在城东之外四、五里之遥而已。《故都变迁记略》说“地名槐村”，则景忠山即在此村内；又说“义士周珍创建”与敦诚《松亭再征记》不同。也许周珍创始而总兵马永有以助成之吧。

　　敦诚对岳飞尤其景仰，颇不喜胡致堂之史论（见《四松堂集》卷五，页二十一a--b），尝作《驳发明广义论岳武穆》一文；文中特别婉阶武穆未能雪二帝蒙尘之耻（同上卷三，页二b--四b）他也有《岳少保》一诗不见於今本《四松堂集》，而存於抄本《鹪鹩菴杂诗》，其诗曰：

　　拐子军残虏气颓，书生叩马不教回。
　　千年遗恨黄龙府，未与诸君痛饮来。
（见吴恩裕《有关曹雪芹十种》附录。吴氏在诗题下注曰：“未知何年诗。”余以为此即戊寅题壁诗之一也。）

　　我们细察二敦的诗文，便可以非常心安理得地判断《红楼梦》中“二贤之恨”的眉批当是出自他们之手。敦诚诗“千年遗恨”之语更与“二贤之恨”是同一口气，这决不是偶然的巧合所能解释的。

　　我们要进一步推测，二敦何以会写上引那一类的眉批呢？这一点必须从他们的六世祖阿济格说起。一六四四年满清入关，多尔袞为摄政王，十月遣英亲王阿济格西击李自成军，他击溃了李军，一直追到湖北，并乘势平定了湖北和江西，左良玉之子左梦庚率眾向他投降。但一六四五年，他被召回京，坐以誑报李自戍已死及他罪，因此不仅未能受赏反而被罚。其后在一六四九年他又有平定大同的大功，次年多尔衰死，他欲取代摄政王的地位，终於在权力斗争中失败，先是被削职并黜宗籍，最后更“令其自尽”（一六五一年）。周汝昌说：

　　阿济格之子孙自此成为奴隶，至乾隆年閭虽稍復宗籍，亦始终为闲散之人，此则曹雪芹至友敦敏、敦诚之“宗窒奴隶”家世背景也。（《红楼梦新证》新版，一九七六，页二五。以上论阿济格，参考周氏《新证，之新版，页二三一--二五○及恆慕义编《清代名人传略》，页四--五）

　　我们知道二敦的家世背景之后，便懂得他们何以经常对歷史上失败的英雄表示深厚的同情了。敦诚尤其如此，《四松堂集》中《咏明人四首》，《过建文墓》（卷一），《四松堂诗钞》中之《南霽云塑像》、《段司农》（按：唐之段秀实）（均见吴思裕《十种》附录）诸篇都是显例。二敦在凭弔武穆等忠臣时，心目中必有其先祖阿济格在，这可从敦诚的《謁始祖故英亲王墓恭纪》诗见之。诗曰：

　　英风赫赫遡天人，广路极楸寝庙新。
　　百载劳勋逢圣主，九泉施泽到宗臣。（原注：始祖墓於乾隆丙寅[一七四六]特恩飭部照亲王园寝式重修。）
　　宝刀金甲犹悬壁，桂醑椒浆独愴神。
　　惆悵诸孙秋上塚，西风吹叶潞河滨。（原注：墓在潞河之阳。）
（见《四松堂集》卷一，页十四a）

　　这是敦诚为阿济格有大功而遭赐死抱愤懣不平的确证。在敦诚看来，他的始祖的遭际和岳飞是十分相似的，他们都可以说是“有命无运”的屈死英雄与忠臣。敦敏诗“同为中原谋帝业”之句用在阿济格的身上也是非常切合的。阿济格死后一百年才重新得到修墓的待遇，这正是批语所谓。二贤之恨及今不尽也。。阿济格墓在潞河，与沙河景忠山之“三忠洞”相距甚近，所以很容易引起二敦的联想和感触。我不但深信士引几段批语出自二敦之手，并且敢更进一步推测批者以敦诚的可能性为较大。因为敦诚的性格似较敦敏更为开朗，说话也更少顾忌也。（吴恩裕说：“敏热中，诚放达。”甚是。见《十种》页一五二。）


九、“近之女儿”  

　　吴恩裕《考稗小记》有一条云：

　　敦诚《四松堂集》有《筠园席上赠歌儿黛如前韵》一首云：“一曲清歌半日欢，章臺柳色放春难；鬢丝禪塌无聊客，忍听明珠落玉盘。”按“歌儿黛”一词甚可推敲，再以“章臺柳色放春难”句证之，则筠园其沙吒利耶？若然，孰是韩翊？筠园名书达，敦诚宗弟，别号梦鹤道人。此诗成於乾隆四十六年，试取《红楼梦》脂砚斋批中之所谓“近之女儿”诸处，大可参稽，或有新解，亦未可知。（见《十种》，页一三四～一三五）

　　吴氏此条太隐晦，又未列举批语原文以供参证，我们很难猜想他所谓“或有新解”者何指。我现在先把吴氏的“近之女儿”批语找出来，写在下面，然后再说明我自己的看法。甲戌本第五回贾宝玉神游太虚境时，几个仙子怨警幻“引这个浊物来污染这清净女儿之境”。此句上有硃笔眉批道：

　　奇笔攄奇文。作书者视女儿珍贵之至，不知今时女儿可知？余为作萏痴心一哭，又为近之自弃自败之女儿一恨。（页七二a）

　　这条批语显然是在责备那些“自弃自败之女儿”有负《红楼梦》作者就他们一番“珍贵”之意。吴氏也许认为这条批语和敦诚对“歌儿黛”的感触有某种关联。因为歌儿黛如果是自甘堕落为“攀折他人手”的“章臺柳”，则诚足以引起敦诚的慨叹。吴氐定此诗作於乾隆四十六年，大概是因为后面第二首诗是辛丑“葛巾居集饮”之作。辛丑为西历一七八一年，其时去雪芹之卒已近二十年，不但与雪芹无关，而且和脂砚斋以至畸笏叟恐怕也扯不上关係了。（据靖本批语，畸笏说脂砚已卒於丁亥[一七六七]之前，畸笏本人也未必能活到辛丑年。）这样说来，这条眉批便极可能是敦诫有戚於“歌儿黛”之事才写上去的。况且此批并无署年，又不见於他本，它的年代也许是很晚的。但这个推测是我自己的，我无意要吴恩裕先生来负责。如果吴氏所见相近而不肯明说，那当然是因为他被“自传说”限制住了的缘故。


十、梨园子弟

　　庚辰本第十七、十八合回有一段双行夹注，谈及梨园子弟之事，其文如下：

　　按近之俗语云：“能养千军，不养一戏。”盖甚言优伶之不可养之意也。大撳一班之中，此一人枝（当是“技”字之误）业稍贗出眾，此一人则拿腔作势，辖眾恃能，种种可恶，使主人逐之不捨，责之不可，虽不（“不”字疑衍）欲不怜而实不能不怜，虽欲不爱而实不能不爱。余歷梨园子弟广矣，各各皆然。亦曾与惯养梨园诸世家兄弟谈议及此，眾皆知其事，而皆不能言。今阅《石头记》至“原非本角之戏，执意不作”二语，便见其恃能压眾，乔酸披妒，淋漓满纸矣，復至“情晤梨香院”一回，更将和盘托出，与余三十年前目睹身亲之人现形於纸上。使言《石头记》之为书，情之至极，言之至恰，然非领略过乃事，迷陷过乃情，即观此茫然嚼蜡，亦不知其神妙也。（见页四○三）

　　这一段长批，对养梨园子弟事大发牢骚，决不像是曹家人批自家事。为什麼呢？批者显然是把《石头记》所写的情况和自己的经验互相印证，觉得好像他“三十年前目睹身亲之人现形於纸上”。所以接着又说《石头记》作者也一定“领略过”、“迷陷过”同样的事情，才能写得如此神妙。若同是曹家的人（不论他与雪芹的关係是什麼），则批者作者所歷之境应相同，何以要迟到三十年以后才到文字土来彼此印证梨园的经验？这和有些处“真有是事”、“真有是语”的批法截然不同的，是决不可相提并论的。

　　这条长批既不出曹家人之手，那么又是谁批的呢？我觉得仍以敦氏兄弟的嫌疑最大。敦诚《感怀十首》的第一首诗是纪念他的伯父拙菴公的。此诗首句云： 　　

　　东山丝竹尝教预。

句下注云：

　　记戌辰、己巳间（一七四八----四九），余年十五六，每归自宗黌，伯父便来召，家优歌舞，使预末座，回忆三十餘年事矣。（《四松堂集》卷二，页三十b）

　　这条诗注和前引《红楼梦》的批语尤其吻合得惊人。批者说。余歷梨园子弟广矣”，但并未说他自己曾“惯养梨园”，因此才要去问别的世家兄弟。这与敦诚之每次从宗学回家便参加伯父的“家优歌舞”岂不情况十分相似？他的伯父是养了梨园子弟的，他当然对此道有最亲切的经歷。此其一。批语说“余三十年前目睹身亲之人”，诗注也说“回忆三十餘年事矣。”此其二。从这两点制断，敦诚很可能便是批者。当然敦敏也同样有写批的资格，从年龄上说，也许更还合适些。敦诚生於一七三四年，如写批时是四十五岁左右，则已在雪芹死后十餘年了。敦敏生於一七二九年，如果批语是他的手笔，则写批的时间尚可推前若干年。但是这条批语既未署名也未署年，所以时间迟早在此并不发生问题。事实上，所谓脂批除了正式署年的以外，其餘未说明年代的我们根本无从判断其出现的先后。以前红学家几乎不加分别地归之於脂砚（和畸笏），在我看来，这是一种根本的错误。批者一元论（脂砚与畸笏是同一人）或二元论（脂砚与畸笏是两人）既不能成立（后详），则在这个基础上所建立起来的批语断代也就连带着发生动摇了。


　　以上我列举了十项证据来说明二敦和《红楼梦》以及所谓脂批的关係。从最严格的考证标準来看，这些证据当然并不是最理想的，因为它们都属於所谓“间接性的证据”（circumstantial evidence）；而且作为证据而言，它们之间的力量强弱也并不完全相等。但是就红学考证的特殊情况来说，则它们都已可说是很具说服力的证据了。首先我要重复提醒一点，即到现在为止，我们闆於曹雪芹及其撰写《红楼梦》的知识，基本上全是从敦氏兄弟那裹得来的。这就表示，曹雪芹生前在文学士关係最深的人便是二敦。现在我们从二敦的诗文中找出了这许多和《红楼梦》及其批语有关合的綫索，这决不可等閒视之，尤不可以“偶然巧合”解之，我们试看敦诚在雪芹死后所表现的伤痛之情。他一则说：

　　未知先生与寅圃、雪芹诸子相逢於地下，作如何言笑？可话及僕辈念悼亡友之情否？冥冥漠漠，益增俏恍惆悵耳！（《哭復斋文》，《四松堂集》卷四，页二十一b）

再则说：

　　每思及故人，如立翁、復斋、雪芹、寅圃、貽谋、汝猷、益庵、紫树，不数年间皆荡为寒烟冷雾。曩日欢笑，那可復得！时移事变，生死异途。所谓此中日夕只以眼泪洗面也。（《寄大兄》，《四松堂集》卷三，页十九b）

　　这些话都写在雪芹死后多年，其哀戚仍有增无已，则他与雪芹的关係之深可想而知。据我所考，《寄大兄》中之“立翁”即周於礼，字立崖，大约死在一七七九年，年六十一。（见侯塄《觉罗诗人永忠年谱》，《燕京学报》第十二期，一九三二年十二月出版，页二六四三。）由此推之，此书至早也是一七七七年所写，上距雪芹去世已在十四、五年左右，但他想到雪芹诸人莧仍然“以眼泪洗面”。这种情感似并不在脂批所谓“余尝哭芹，泪亦待尽”之下也。总之，以二敦与雪芹交谊之深，再加上他们所流传下来的诗文数量之少，而其间居然有这许多足以和《红楼梦》及其批语相互参证之处，这是考证红学者所必须特别注目之所在。

　　在现代的红学研究中曹雪芹和脂砚斋、畸笏叟的关係是大家最注意的一个题目。这两个署名的某些批语的确透露了作者的若干家世背景，儘管数量非常有限。我们可以合理地推测用这两个署名的批者多少与曹雪芹有着血缘的关係，虽则我们无法确知此种关係究竟为何。不幸有些红学研究者走上了一条死胡同，专门到曹氏家谱上去指实这两个批名。因此而產生种种荒诞不经的说法，有的说脂砚是雪芹自己，有的说是书中的史湘云，有的说是曹頫或曹棠村，甚至还有人创造出一个曹硕来充数。如果材料充足，我们当然应该从事这种指实的努力。现在则明明是材料贫乏，而大家依然像煞有介事地在那裹“乱点鸳鸯谱”，他们把一切批语，无论署名的或不署名的，都不加分别地任意予以解释，以求适合一已立说的需要。这种作法已谈不上研究，更与考证相去万里，从前胡适駡梅景九等索隐派是“猜笨谜”，不料胡适自己也竟领导了一批新索隐派，猜了几十年并未见得“巧”的谜。从一般的考证标準来说，一方面脂砚斋和畸笏叟到今天为止仍然是虚的、是未经证实的，另一方面几千条的批语也是虚的，小说本文更是虚的。清初考证大师閭若璩曾说考证应“以虚证实，以实证虚”，但他决不曾说“以虚证虚”。严格地讲，只有靖本“常村”一条批语可以算是实的，因为《红楼梦》甲戌本硃笔眉批确提到“雪芹旧有《风月宝鑑》之书，乃其弟棠村序也”一段话。我现在从《红楼梦》本文和批语着手来探讨雪芹与敦氏兄弟的文字因缘，至少合乎“以实证虚，以虚证实”的原则，因为敦氏兄弟是实的、《四松堂集》与《懋斋诗钞》也是实的。我的考证结果也许将来会被证明为完全错误的，但这仍是在材料极端限制下的一种考证尝试，而决不是猜谜。

　　根据前面的讨论，我相信二敦兄弟和《红楼梦》及其批语有相当的关係。但是我并无意进一步推论《红楼梦》这部小说包括了二敦的“传记”。相反地，上举的实例祇不过说明曹雪芹撰书时曾广泛地搜集材料，并不限於曹家的其实事跡而已。红学家过去之所以对二敦与《红楼梦》的关係完全熟视无睹，主要是由於他们受“自传说”偏见的蒙蔽太深，不肯也不敢在曹家以外去寻求与《红楼梦》以及批语有关涉的人物。二敦的诗文集祇是当作雪芹本人的传记资料而受到重视的。考证家中之杰出者如周汝昌虽已见到“蕉棠两植”的借景，却不曾注意“绿蜡”一典；吴恩裕虽指出了敦诚“歌儿黛”与批语有涉，而亦终未能畅所欲言。又如“二贤遗恨”之眉批，倘不深究三忠嗣及阿济格的背景，更是无从索解的。所以，即使撇开《红楼梦》的艺术境界不谈，仅从考证的观点来说，我们也非先抛弃自传说不可。

　　我现在要进一步根据内证来说明《红楼梦》的批语并不尽出於脂砚斋与畸笏叟之手。闕於批语，向来有一元论舆二元论两种看法。一元论者认定脂砚和畸笏是同一批者，不过先后使用不同名字而已。周汝昌持此说最坚，他并相信批者即是史湘云。（周汝昌迄今仍未改变他的见解，见新版《红楼梦新证》，特别是页八五三----八六八）二元论则以脂砚与畸笏既为二名自当假定是两个人。俞平伯可为此派的代表。（见《脂砚斋红楼梦辑评》页十二----十六）至於其他署名的批者如松斋、梅溪，则因数量极少，大家都不甚重视。其餘未署名的各种批语便全部划归脂砚或畸笏的名下了。

　　我在这里所提出的批者多元论，并不仅是指松斋、梅溪而言。我是认为在未署名的几千条批注中尚夹有其他人的手笔，如二敦即是显例。但我并不否认脂砚是一位主批，其次便是畸笏。我要强调的祇是下面一点：除了有些署年的批注可以确定为脂砚与畸笏所写以外，其餘既未署名又未署年的批注则不可一律祖为“脂批”或“畸批”。同时我还要补充一句，现存的所谓甲戌本、庚辰本都非当年所抄原本，其中显然杂有后来的批语。所以根据底本年份及其中批注的形式来断代都是不甚可靠的。

　　批者多元论的最好证据见於甲戌本第二回的眉批，其文曰：

　　余批重出。余阅此书偶有所得，即笔录之，非从首至尾阅过，復从首加批者。故偶有復（复）处。且诸公之批自是诸公眼界，脂斋之批亦有脂斋取乐处。后每一阅亦必有一语半言加批评於侧，故又有於前后照应之说等批。（页二二b）

　　周汝昌曾引此批，先说此批是“脂砚自供，似乎当他作此批之时，已有‘诸公’也作过些批，不止他一人的手笔。”（新版《新证》页八三六）这本是一种合理的解释。但他因坚持一元论，又引了几条“诸公莫笑”、“观者诸公”之批语而主张上批之“诸公”乃指“看官”而言。他说：

　　“批”字不必死看，意思是说：看官诸公的“批”（意见），是看官的，我却有我的“眼界”。（页八五○）

　　把“诸公之批”硬解成“看官诸公的意见”，这真是极尽牵强敷会之能事。事实上，不仅松斋、梅溪应在诸公之列，靖本所出现的“常村”（即棠村）也当是“诸公”之一。他们的名字虽仅出现一次或两次，但安知其他未署名的批注中没有他们的手笔呢？更何况棠村实有其人，而松斋又可能即是雪芹与二敦的共同朋友白筠呢？（见吴恩裕《松斋考》，《十种》页六六一．七一及wu Shih—Ch’ang[吴世昌]：On the Red Chamber Dream，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6l，PP．61—63）

　　上引脂砚“诸公之批”的一条大概出现的较晚，照全文看，这该是在他批过好几次之后了。吴世昌推测脂砚“诸公之批”很可能指梅溪、松斋诺人，是有道理的。（上引书，页六一）吴恩裕在《松斋考》中说得更透彻：

　　考出松斋是谁，至少可以使我们知道《红楼梦》的批语绝不像某些人所设想的全是曹家的人批的。（《十种》，页六九）

　　据我本文所考获，“诸公之批”更可能也包括了二敦在内。试想与雪芹关係不算亲密的白筠都能参加批《红楼梦》，何况敦氏兄弟呢？我完全同意吴恩裕闕於批语不全出曹家人之手的论断。我可以给他添列几条坚强的本证。庚辰本第二十二回有下面几条批语：

　　是家宴，非东阁盛设也。非世代公子再想不及此。（页四九○）

　　写宝玉如此，非世家曾经严父之训者段（断）写不出此一句。

　　非世家经明训者段（断）不知此一句。写湘云如此。（两条均见页五○七）

　　非世家公子断写不及此。想近时之家纵其儿女哭笑索饮，长者反以为乐，其（无）礼不法何如是耶！

　　这一句又明补出贾母亦是世家明训之千金也，不然断想不及此。（以上两条均见页五○八）

第五十八回有下面之批：

　　看他任意鄙俚詼谐之中，必有一个礼字还清，足是（见）大家形景。（页一三七二）

像这样极力讚扬作者“世家公子”、“世家明训”之类的话绝无丝毫可能是出於曹雪芹的父兄妻子之口。在传统中国社会上，祇有恭维别人的家世时，人们才用得上这一类的语气。《红楼梦》的多数批注都是曹雪芹生前写上去的，我们能想像雪芹会容许他自己家的人写这些炫耀门第的恶札在他的书上吗？如果我们不被“自传说”所蔽，这些话应该一望而知不是曹家人的笔墨的。

　　不但上引诸条不是曹家人写的，即使有些所谓“亲见亲闻”的批语也不可率尔肯定其真实性。让我也举一条例证。庚辰本第六十三回，贾蓉调戏尤二姐、三姐，又抱着两个丫头亲嘴。丫头们駡他说：“只和我们闹，知道的说是顽”句下有双行夹批说：

　　妙极之顽，天下有是之顽亦有趣甚。此语余亦亲闻者，非编有也。（页一五二一。按：我疑心这是两个人批的，“此语”云云或是作者的答语。）

这句话只有五个人听见，即贾蓉、二尤和两个丫头。试问批者从何处“亲闻”？难道批者是这五个人之一吗？事实上批者之意不过是说他在另一个类似的场合也曾听到同样的说法而已，我们岂能真以为批者当时在场？我举此一例以说明就算批语中“真有是事”之类的说法也要小心领略，不用说那些一般性的感慨话头了。

　　最后，我要就《红楼梦》的撰写、批注以及最初流传的情况作一极简略的推测。让我们从永忠在一七六八年所写读《红楼梦》的三首诗说起。永忠在《戊子初稿》中曾保存了这三首诗，其题目如下：

　　因墨香得观《红楼梦》小说，弔雪芹，成七截三首。

此诗稿上有瑶华道人弘眸的眉批说： 　　

　　此三章诗极妙；第《红楼梦》非传世小说，余闻之久矣，而终不欲一见，恐其中有碍语也。（见周汝昌新版《新证》，页七七一、一七七三；吴恩裕《十种》页三一--四一。）

　　永忠即号臞仙者，乃康熙第十四子胤禵之孙，和二敦交谊甚篤；弘旿是永忠的堂叔，为乾隆帝的堂弟。弘旿的“碍语”二字吴恩裕认为是政治性的，以前周汝昌则以为是“艳词排语”之意。现在周氏也改从吴说，故谓弘眸之批是“乾隆时宗室深知其政治意义，不敢接触之确证”，这应当是正确的。

　　从永忠的诗题和弘眸的批语中，我们知道《红楼梦》一书最初只流传在一个很小的圈子之中。为什么呢？我可以举出三层理由：

　　第一、永忠在题目中特别写上“因墨香得观《红楼梦》”的字样，可见其时此书之不易得。永忠第一首诗中有“可恨同时不相识”之句，则他之看不到《红楼梦》显然是因为他不在雪芹的交游圈子之中。墨香亲识雪芹否虽无确证，但他是二敦的叔父，过从又密，我们可以假定他和雪芹也有朋友之谊。这就是说，墨香至少是雪芹那个交游圈子的边缘人物，因此才能设法为永忠找到《红楼梦》，从“因墨香得观”的语气看，似乎书尚不是墨香的，否则永忠应该说“得观墨香所藏《红楼梦》”了。第二、弘旿眉批说“第《红楼梦》非传世小说”，这句话的意思当是说它不是在社会士流传的书。我们不能误会此语是贬斥《红楼梦》无“传世”的价值。弘旿眉批当写在永忠诗写成相当时日之后，可见雪芹卒后至少七、八年之久《红楼梦》仍然祇流通在一个小圈子之中。第三、弘旿虽未睹此书而已疑其中有“碍语”，这表示此书的名声已渐渐传出原有的小圈子之外了。从永忠、弘旿的身份来判断，这个小圈子必然包括了宗室子弟，这就非二敦、墨香诸人莫属了。

　　《红楼梦》撰写的经过及始撰年代是一个很难解决的困难问题。我现在祇强调一点，即此书一直到雪芹死时伺在撰写修改之中。最明显的证据是甲戌本第一回的眉批：

　　能解者方有辛酸之泪，哭成此书。壬午除夕书未成芹为泪尽而逝。（页九b）

批云此书是雪芹以泪哭出来的，但壬午除夕作者泪尽而逝而书伺来成，正可见作者写此书一直到死未輟。此外还有庚辰本第二十二回之末畸笏叟批云：

　　此回未成而芹逝矣，嘆嘆！（页五一三。按靖本“未成”作“未补成”，於义较长，见周汝昌新版《新证》，页一○五六）

　　这两条批语都充份说明雪芹晚年在北京西郊逝世前一直不断地在《红楼梦》上加工，毫无可疑。

　　批书和撰书差不多是双管齐下的。甲戌（一七五四）已是再评，则初评自然更早。此下在作者生前尚有丙子（一七五六）、己卯----庚辰（一七五九一六○）及壬午（一七六二）三度正式评阅。不但如此，作者死后评阅的工作也未中止。甲戌本有一条甲午（一七七四）批语，是现存署年之最晚者。（按：此条靖本作“甲申”[一七六四]，唯靖本大家都未见，不宜尽从。）但是我要强调一句，未署年之批语则未必全可归之於现存的少数年份之内。我的看法是批注工作从作者生前一直断断续续延长到作者死后十几年以至二十年以士。这种批注工作是限於一个很小的圈子之内的，而以脂砚与畸笏为主评人。因为他们熟知曹家往事，所以偶能指出作者借用於自己家中的某些素材。其餘圈内的观阅者则大概是作者的亲密朋友，但也偶然加批其上。我判断至少说雪芹晚年到死后若干年之内，二敦、松斋、梅溪以至墨香诸人都是这一个圈子里面的成员。同时，当作者在世时，他也偶而参加一点批注或答復的工作。这些都是可以从批语中看出来的。庚辰本第二十五回有一条硃批说：

　　二玉之配偶，在贾府上下诸人，即观者、批者、作者皆为无疑，故常常  有此等点题语。（页五七六）

　　这裹明明指出有观者、批者、作者三种人；但观者并非泛指一般读者，而是指圈内观者而言。因《红楼梦》其时尚非“传世”之书也。

　　前面我曾引“诸公之批”一段，并指出周汝昌解“诸公之批”为“看官诸公的意见”为牵强。但周汝昌说诸公有时指“看官”而言倒是有根据的。让我略举数例（与周氏之例及解法略有异同）说明这一层复杂的关係。庚辰本第二十回有以下的批：

　　袭卿能使顰卿一讚，愈见彼之为人矣。观者诸公以为如何？（页四四一）

　　故观书诸君子不必恶晴雯。（页四四七）

　　余为（谓）宝玉肯效凤姐一点餘风，无可继荣、寧之盛，诸公当为（谓）如何？（页四五二）

这些批中的“观者诸公”、“观者诸君子”都是小圈子内的人物，且批者询问的语气也像是当面说话一样。还有观者批后，批者答復之例。甲戌本第十六回秦鐘临死前。又记念着家中无人掌管家务”句，旁有硃笔批云：

　　扯淡之极，令人发一大笑。

紧接着一句是：

　　余谓诺公莫笑，且请再思。（页一七五b）

这两句一气抄成，好像是一条批。其实舶读即知上句乃观者诸公之一的手笔，故批者（或作者）答云“诸公莫笑”也。

　　这些例证可以使我们知道诸公虽是看官，但也偶而参加批注，所以有“诸公”之批。这时《红楼梦》并未向外流传，它的读者仅限於圈内极少数的几个人。此所以批语中彼此质难、互相幽默之肇时时有之。研究批语的人一向多“自传说”的俘虏，往往只看见“嫡真事实”或感慨系之一些批语。其实正由於曹家真实事蹟在书中仅仅佔了一部份，雪芹的本家或亲戚才在这些地方特别加批。如果全部（或绝大部份）都是曹家的事，不过以隐蔽方式出之，批者反而不会在某些地方强调其真实性了。这个道理本来是极为浅显的。（附註）

　　《红楼梦》在最初二三十年之间仅流传在一个极小的阁子之内，主要当然是由於其中确有“碍语”。曹雪芹虽别有艺术创造上的意境，但《红楼梦》的素材则完全取自现实世界。其中写大族的衰败不但逕借於曹家的往事，而且也隐隐地牵动了皇室的内部斗争。永忠（康熙十四王子之孙）的哀悼雪芹，二敦之“二贤遗恨”、弘旿之“不欲一见”，以至靖本出现的《哀江南》之文，都应该从这一角度去求瞭解。我相信后三十回稿本之终於遗失，批者之扑朔迷离，甚至二敦诸人之讳莫如深，也未尝不与此种忌讳有关。胡适曾有过一个意见，认为雪芹生前穷途潦倒，尝卖《红楼梦》文稿为生。这是为不可信的传说所误，我决不敢相信此说。敦敏《赠芹圃》诗但有“卖画钱来付酒家”之句，却绝不曾有半点暗示他卖过小说。不但雪芹生前不曾出售《红楼梦》，就是他死了许多年之后，他的家人朋友也还不敢把它变作商品。否则永忠“因墨香得观《红楼梦》”和弘旿“《红楼梦》非传世小说”，这些最可靠的直接供证便都变成不可理解的了。又据侯堮的《永忠年谱》，永忠和二敦及墨香相往还始於一七六六年，至一七六八年他就因墨香而读到了《红楼梦》。则这个小圈子和《红楼梦》的关係更可想而知了。

　　《红楼梦》在取材方面深深地牵涉到当时的政治禁忌，然而基本士它仍是一部艺术创作；因此它一方面包涵了现实政治，而另一方面又超越了现实的政治。这部伟大文学作品的出现固然主要应归功於曹雪芹的才华和勤奋，但是作者和他的少数朋友的文字因缘也是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敦敏、敦诚在这一点上尤其值得我们注意。除了我在前面所列举的一些例证以外，《红楼梦》中的许多诗篇恐怕多少都与二敦的交游有关。像联句诗便是二敦所最喜爱的一种体裁。在结束本文之前，让我引敦诚论友朋交游之乐的一段文字，以略见雪芹生前与二敦文字因缘之一斑：

　　居閒之乐，无逾於友；友集之乐，是在於谈；谈言之乐，各有别也。奇谐雄辩，逸趣横生；经史书文，供我挥霍，是谓谈之上乘。衔杯话旧，击鉢分笺，兴致亦豪，雅言问出，是谓谈之中乘。论议政令，臧否人物，是谓谈之下乘。至於嘆羡没交涉之荣辱，分诉极无味之是非，斯又最下一乘也。如此不如无谈，且不如无集，并不如无友之为愈也。（《四松堂集》卷五，页七b----八a）

　　这也是《红楼梦》创作的一个重要背景，爱好红学者不可不知也。

一九七六年十一月二十八日



附註：
　　庚辰本第二十二回有一条硃笔眉批云：“前批书者聊聊（寥寥），今丁亥夏只剩朽物一枚，寧不痛乎！”（页四九一）此批者当是畸笏叟，他好像说丁亥年批者祇剩他一个人了，其实此批语已损夺不全，靖本同条云：“前批知者聊聊（寥寥）。不数年芹溪、脂砚、杏斋诸子皆相继别去。今丁亥夏只剩朽物一枚，寧不痛杀！”可见所指的是知道前一条批语“凤姐点戏，脂砚执笔”的内情之人，而不是说丁亥以后便没有别人再批书了。恐读者或有误解，特为说明之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