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时候，夏天捉蝈蝈，编笼子养蝈蝈；入了秋，和邻居的小朋友捉蛐蛐，喂蛐蛐，都很好玩。但我可从来没有想过玩蛐蛐还有大学问，还能写出书来一代一代传下去。当然，我怎么也不会想到今天竟然执笔写这篇关于蛐蛐的小文，或许将来的儿孙们看了不知会怎么说。蛐蛐，在我们家乡都这么叫。长大了从书本上知道它还有一个名叫蟋蟀，再后是读蒲松龄的《聊斋志异》（家乡人叫“鬼狐传”），知道蛐蛐也叫“促织”，这名字更雅，到底是南方人比北方人聪明。

　　最近著名学者王世襄先生惠赠一部《蟋蟀谱集成》（上海文化出版社出版），可让我开了眼界。吓，从古至今有那么多高人在玩蟋蟀，有诗有词有文，“集”起来看也得十天半月，更不要说是“研究”“研究”了。恰好在这时有一位山西的读者买了一本拙著《梦香情痴读红楼》，读后写信给我，要我写一篇关于傻大姐捉“促织”的文章，介绍一下有关这“蛐蛐”的历史。说来惭愧，读《红楼梦》次数不算少，可从来没注意这个细节，又没有想到写什么文章。这位读者的来信，不仅让我重温了一下《红楼梦》第73回，还真的找来王老的《蟋蟀谱集成》从头到尾翻了一遍，从中还真真学了点知识呢！

　　前人称蛐蛐为秋虫，著有《秋虫源流》，考其源流甚详。又名“促织”，南人呼之。据记载还有“百日虫”、“反背虫”之名，但民间称“蟋蟀”者为多，可能就是它的“学名”了。

　　说起蟋蟀来，人们自然就会想起“斗蟋蟀”的事来，因为这也是“国粹”之一。宋人顾文荐的《负曝杂录》中记载唐天宝年间长安人就斗蟋蟀成风。说那时人已是“镂象牙为笼而畜之，以万金之资付之一喙”。可以想见，这“斗蟋蟀”，也该是历史“源远流长”了。在历史上，还真能找到几个“斗蟋蟀”出了名的人物。人们常举的例子是“亡国宰相”贾似道，因“斗蟋蟀”有了名，人们送他个“蟋蟀宰相”的雅号。不过，这“蟋蟀宰相”还是做了一件好事，就是从玩中还悟了点“真经”，写出一部《促织经》，留给了后世。时到明代，又出了比“宰相”大的人物----“蟋蟀皇帝”，所以史家们说明代“斗蟋蟀”之风恐怕是达到了“空前”的高峰。清沿明风，又把这种“赌”法一代一代传下来了。

　　这么一说，好像是玩蛐蛐罪莫大焉。其实也不是。在老百姓，玩蛐蛐不过是一种消闲娱乐，所谓“斗”，也是一种交流，互相间并不是“赌”房子、“赌”地，“赌”钱，目的是从“斗”中来陶冶情性。

　　例如，《红楼梦》傻大姐“捉促织”，只是十四五岁年龄的女孩子生性好玩，闲来无事到园子里山石间“掏促织”。作者在这段小故事中插进一个傻大姐“掏促织”的情节，并非是要傻大姐去“斗蟋蟀”，或是她有什么养“蟋蟀”的经验值得推广。其主要目的是引出傻大姐在山石后四处“掏促织”而拾到“一个五彩绣春囊”。试想，在贾府中又有谁会像傻大姐那样又“呆”又“傻”呢？又有谁会闲来无事跑到园子的“山石背后”的隐蔽处去呢？只有傻大姐一个人，只有她这个提水桶扫院子专作粗活的小丫头。她没有朋友，没有和她说话聊天的人。她只能一个人闲时到园子里去顽耍。所以作者只能安排她这样一个人物去“掏促织”（说不定作者就是南方人呢！）。

　　再进一层是，只能由这位“心性愚顽”的呆且痴的“大姐”去拾这个绣着“两个妖精打架”的物件，而看不出其间的“春意”，并在那里左右“猜解不来”。自然，也就“笑嘻嘻的一壁看，一壁走”，把它送给了邢夫人。倘若是一鬼精灵的小红拾到了这个“绣春囊”，看到那上面是“两个人赤条条的盘踞相抱”，能不解那“春意”吗？能让邢夫人撞个正着，还要去请教邢夫人讲解那“春意”吗？不可能，说不定是揣到怀里，去找贾芸共同“欣赏”呢！倘若如此，那下面“抄检大观园”的故事，又该如何写下去呢？　　

　　因此，傻大姐“掏促织”只是她“拾绣春囊”的“引子”，引出了“绣春囊”才有了“抄检大观园”的故事。这恐怕就是脂批中说的“草蛇灰线，伏脉千里”的手法。

　　看来，“掏促织”、“斗蛐蛐”，还真能引出一串串故事来。难怪今日尽管玩法、玩具达到了现代化，可仍然还是有人喜欢“掏促织”、“斗蛐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