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楼梦》的版本主要分为两个系统：一个是脂批本系统；另一个是程高本系统。


（一）脂批本系统

　　脂批系统的本子都是传抄本，题作《脂砚斋重评石头记》，其祖本是曹雪芹生前传抄出来的。上面夹有“脂砚斋”等人大量的批语。而脂砚斋、畸笏叟等人则是与曹雪芹关系十分亲密的人，曹雪芹曾根据他们的意见修改过《石头记》，而且在脂批中还透露出大量作者写作此书的艺术构思及后回的情节线索，具较高的研究价值。因此，脂批本系统的本子最接近曹雪芹原著的本来面目，凡脂批系统的本子都只有前八十回。

　　脂批本系统中很多本子都有争议：

　　①甲戌本：

　　甲戌本是现存脂批本系统中最早的本子，其祖本的年份为乾隆十九年甲戌(1754)，因第一回有“脂砚斋甲戌抄阅再评”句，故将其称之曰甲戌本。同时因为有这句话，我们可以确定它的抄誊者就是脂砚斋。甲戌本现只存十六回，即1一8回，13一16回，25一28回，卷首有“凡例”。

　　甲戌本的收藏者为刘铨福，刘是清代咸丰时人。1927年被胡适购得。至于这个甲戌本是怎样为刘铨福所得？为什么只剩下十六回？其余的部分到哪里去了？……由于年代较为久远，这些问题统统无法找到确凿的资料记载。但它于1927年归胡适收藏的经过，迄今为止也是迷雾重重，很不清楚。1927年距今不久，胡适又是一位文化名人，他完全可以把关于这个抄本的情况介绍明白。但是正如美国威斯康辛大学教授周策纵在《论红楼梦研究的基本态度》一文中所指出的那样：“至于胡适另外收藏到的那本《乾隆甲戌脂砚斋重评石头记》，乃是一九二七年在上海买到，次年三月他自己便已发表一文，报告了这个版本的一些重要资料。但一直收藏了三十四年，经过许多人的批评，才在一九六一年影印了一千五百部，

　　这已是在庚辰本影印流通的六年之后了。胡适在跋文里也无法解释拖延这么久的原因。他明明知道这版本的价值和许多人对它的兴趣”。

　　其次，“胡适在跋文里说，他把‘那位原藏书的朋友’的‘姓名住址都丢了’。这又是一件奇事，即使姓名住址丢了。为什么连是什么样的人都不肯一提呢？”而且既然是“朋友”，即使“姓名地址都丢了”也是可以找到的啊！胡适这样含糊其辞，故弄玄虚，又是什么原因呢？

　　再次，“胡适又在跋文里暗示说：当时别人如见到这个抄本，‘未必就能识货’。这又是难于使人信服的。”因为刘铨福在抄本后面早已题跋说：“此本是《石头记》真本，批者事皆目击，故得其详也。”这说明刘铨福早已“识货”，完全了解此抄本的价值，胡适为什么要强词夺理，编造出这样一个借口来推托呢？

　　而且周策纵在指出胡适的这些可疑行为，并批评了他这些保守态度的同时，他自己也留下了一个悬案：“一九四八年我在上海的时候，有个姓顾的朋友告诉我说。那人姓刘（就是卖书给胡适那人），可能是刘铨福的后裔”。那么“那个姓顾的朋友”到底叫什么名字？既是“朋友”，就一定不可能只知其姓不知其名。那位卖书的人到底是姓刘还是“可能姓刘”？他又如何知道他“可能是刘铨福的后裔”的呢？这些让人百思不解。

　　②己卯本：

　　己卯本稍晚于甲戌本，是乾隆二十四年己卯（I759）抄录的，书内题“己卯冬月定本”，故将其称为“己卯本”。此本现存四十回：即 1一20回，31一40回，61一70回，其中64回、67回两回系抄配。1959年又发现55回后半回、56回、57回、58回三整回、59前半回。因此在早期抄本中，己卯本应算一个保存得较好的本子。

　　己卯本先是由董康、陶洙前后收藏，现藏北京图书馆。后发现的残抄本(存三回又两个半回)则藏在北京中国历史博物馆内。

　　与甲戌本的情况一样，己卯本是如何为董康所得？又是如何由董康手中到了陶洙手中？再又如何为北京图书馆所得？……这些问题都不清楚。而1959年重新发现那“三回又两个半回”是如何发现的？是由何人收藏的？经过了哪些人之手？……也仍然不清楚。而且己卯本又可以认定为清怡亲王府本，据冯其庸所说：“现存的十二种《石头记》早期钞本中，只有这个‘己卯本’己经考明了它的钞主和它钞成的年代，它的钞主是康熙第十三子胤祥的儿子弘晓。胤祥封怡亲王，弘晓袭封怡亲王。这一结论是从这个残钞本避‘玄’字、‘祥’字、‘晓’字的讳考出的，并且找到了北京图书馆善本室藏的《怡府书目》原件作为对证，此是怡亲王府的原书，上面同样有避‘祥’字、‘晓’字和‘玄’字的讳，有了这个硬证，因而使这个考证结论可以确凿无疑。”（《曹学叙论》）这一发现，应归功于已故著名红学家吴恩裕（应指出的是，红学界也有人怀疑己卯本，就是怡亲王府的抄本）。

　　由于怡亲王府与曹雪芹的家族有着十分密切并说不清楚的关系，在曹家败落前夕的雍正二年，雍正在曹畹那氚舱凵吓鳌澳闶欠钪冀烩淄醮嗄愕氖碌模钍绿踝咏痰级小！踔猓箍刹挥迷偾笠蝗送欣圩约骸！粲腥丝趾照┠悖环聊憔颓笪殊淄酢？鐾踝由跆哿悖苑艚憬挥胪踝印！背庖惶厥獾墓叵低猓诖酥扳淄跤氩芗乙泊嬖谧沤衔芮械墓叵怠Ｒ虼耍阝淄醺谐嫉恼飧黾好尽妒芳恰吩尽？是不是直接来自曹雪芹的底本？这是一个大大的谜。

　　③庚辰本：

　　庚辰本是乾隆二十五年庚辰（1760）的抄本，由于书内题有“庚辰秋月定本”，故称庚辰本。庚辰本现存七十八回。 1一63回、65一86回、68一80回。其中17回、18回两回未分开，因此它算一个基本上完整的抄本。关于这个抄本流传的情况，我们只知道它在1932年由徐星署收藏，后归北京大学图书馆。在此之前它是由谁收藏，怎样到了徐星署手中，是不知道的。

　　庚辰本是一个学术研究价值很高的本子，先后有不少红学家写文章论及过它，其中冯其庸的《论庚辰本》和应必诚的《论石头记庚辰本》是两部最具代表性的专著，而且他们二位的观点又基本上是对立的。如冯其庸对庚辰本作过五个结论性的看法：

　　一．庚辰本是曹雪芹生前最后一个抄本；
二．这个本子是据己卯本过录的；
三．这个本子保留了脂砚斋等人的不少批语；
四．庚辰本遗留的许多残缺情况；
五．这个抄本是仅次于作者手稿的一个抄本。

　　以上五条，除第四条外，都是具有重大意义的结论性意见。但是应必诚则认为：

　　一．己卯本不是庚辰本的底本；

　　二．己卯本与庚辰本出于同一祖本，而这个祖本并不一定就是底本。而且应必诚还认为，己卯本并不一定就是怡亲王府本，因为己卯本中避“祥”、“晓”字讳共16处，其中避“祥”字讳5处，避“晓”字讳11处；未避讳共 8处，其中未讳“祥”字 1处，未讳“晓”字 7处。避讳与未避讳的比例刚好是 2： 1。如果肯定己卯本就是怡亲王府的原抄本，就必对此种未避讳的现象作出解释。而且己卯本抄写相当草率简陋。多人分抄，过录草率，错漏很多，完全不象一个王府的抄本，更与弘晓这样一位能诗能文和善书者的身份不符，因此作者基本上排除了己卯本是怡亲王府本的可能性。

　　由于如此关于庚辰本的问题就至少可由冯其庸所作的结论变为如下的形式：

　　→庚辰本是曹雪芹生前的最后一个本子吗？
→这个本子是根据己卯本过录的吗？
→这个抄本真的是仅次千作者手稿的一个抄本吗？

　　此外还理所当然地应牵联到前面提及的己卯本，即：

　　→己卯本真的是怡亲王府藏本吗？
　　→它的抄主真的是康熙第十三子允祥的儿子弘晓吗？

　　这些问题都尚未解决

　　④列宁格勒藏本：

　　在《红楼梦》的早期抄本中。列宁格勒藏本（简称列藏本）是流传到国外的抄本中最有价值、最为完整的本子。列藏本在较长时间内湮没不彰，直至六、七十年代方被发现，引起人们高度的重视与兴趣。海内外关于列藏本的研究文章也很多。而且这部著名的抄本已于前不久（1987年）由中俄两国共同整理出版了。

　　列藏本的第一个悬案是他的祖本年份不明，即不能确知其抄誊的时间。但是这个抄本是抄写在“清高宗御制诗”原有各叶间的衬纸上的。清高宗即乾隆皇帝，其《御制诗》共刻六集，前四集有提要。在《四库总目》卷一七三。《御制诗》每面九行，每行十七字，而两面间皆夹有空白衬纸，于是这位誊抄者就利用这空白衬纸为稿纸；而反用《御制诗》作为衬纸，将该诗的第四集和五集折开，抄写了《红楼梦》。这个事实本身就非常有趣；是谁这样大胆，公然用皇帝的《御制诗》的衬纸来抄写一部当时被统治者视作禁书的“离经叛道"之作呢？

　　但是由这一线索，我们却可以大致推断出列藏本抄写的年代：因为乾隆《御制诗》第四集刻于四十八年癸卯（1783），第五集刻于六十年乙卯（1795），既然列藏本《红楼梦》是抄在第四、五两集的衬纸上，我们就可以肯定地说，它至少是抄写于乾隆六十年（1795）之后了。当然，具体是1795年之后的哪一年，仍然不得而知。

　　列藏本现存七十八回。 1一4回、 7一80回、其中79回、80回两回未分开。那么这个珍贵的抄本是如何到了俄国，又是由谁带到俄国去的呢？

　　据中外红学家们研究考证，它原来是在道光十二年（1832）由一位名叫库尔梁德采夫的俄国人在中国买到后携带回俄国去的。大约从1751起，俄国便向中国派出了第一批传教士团，其成员每十年一换，从1751年至1949年，共轮换了20班次。库尔德梁采夫不是传教士，而是一位大学生，他是随第十一班传教士团于1830年到达北京的。据现有资料证明，在每一班传教士团到中国时，都有一些学者、专家和大学生同行。之所以如此，是为了让他们亲自去学习研究中国的语言文化、风俗习惯及地理物产……等等，以便更好地培养一批深谙中国各方面知识的人才。

　　库尔德梁采夫在中国生活仅两年，据记载，他于1832年因病离开中国，这部《红楼梦》的抄本大概就是他回国时带走的。至于库尔德梁采夫回国后将此抄本藏于何处？进行过什么样的研究工作？统统都不得而知。唯一知道的，是这十珍贵的抄本直至1963年才由一位著名的俄国汉学家李福清（B.L.Riftin）在苏联科学院东方研究所列宁格勒分所东方手稿部内发现的、因此，列藏本俄国行的悬案应当说基本上已得到解决了。

　　
⑤ 靖应鹍藏本：

　　靖应鹍藏本是《红楼梦》的一个早期抄本，属于脂批本系统。因为其收藏者名叫靖应鹍。故此称之曰“靖本”或“靖藏本”。

　　靖应鹍是满族旗人，原籍辽阳。他的家族祖先约于清乾嘉时期从北京迁到扬州。清末又从扬州迁居南京浦口。靖本《红楼梦》系他家祖传之物，但究竟是他家哪一代祖先从何处得到的，现已无从查考，成为悬案。

　　这个抄本在靖家默默地埋藏了至少百年，直到1959年才被人发现，引起了社会广泛的重视。发现者名叫毛国瑶，是靖应鹍的朋友，毛国瑶于1956年考入合肥师范学院中文系，第二年就被错划“右派”并于1959年遣送回浦口老家。他当时的心情十分寂寞苦闷，一天他去靖家作客并借书阅读。于无意中在书堆里发现了这部十厚册的抄本《红楼梦》。

　　自1954年全国性的《红楼梦》讨论以来，这部书的价值己为人所共知。毛国瑶又在大学中文系念了一年书，自然有一定的文化素养，初一翻阅，发现书中夹有大量批语，引起了他强烈的兴趣，便将此书借回家中。毛国瑶手中有一部有正书局石印本的《红楼梦》（即：“有正本”，亦称“戚序本”），他将这两种书里的批语逐一对照校阅，发现其中的批语远比“有正本”多，便随手将这些“有正本”上没有的批语逐一抄誊在纸上，后来又转录到一本横线练习簿上，这些批语多达150 多条，就是目前国内外红学界广泛流传的“靖本”脂批的依据。当时毛国瑶抄录这些批语纯属为了排遣心中的苦闷与寂寞，并没有什么别的意图，他本人也不太了解这些批语的价值。过了几个月，他就将书还给了靖应鹍。也将此事置诸脑后了。

　　一一九六四年，毛国瑶偶然发现一本《文学评论》上刊有一篇俞平伯先生的文章，其中的某一论点与那抄本中的某一条批语颇有关合之处，便将“靖本”及批语的情况写信告诉了著名红学家俞平伯先生。

　　俞先生一见此信。高兴异常，立即复信毛国瑶，告诉他这些批语“很有价值”，希望他能提供原书，一睹为快，以便做进一步的研究。毛国瑶当即赶到靖家，告诉了他们这一情况，希望找到原书，但此书却不翼而飞了。那么书到哪里去了呢？原来，一九六二年自然灾害期间靖应鹍的妻子将家中的杂物书籍卖掉了不少（其中还包括一只明代的宣德炉）。但是这部书是否也夹入其中，她又完全记不得了。那么此书是否被人借走了呢？靖家的人也说不清楚。

　　但是，红学家们并不因此书的遗失而失去兴趣，他们纷纷写信给靖应鹍父子，一再说明此书的价值，希望他们能够找回原书。因为靖本“与众不同”的地方主要有两点：一是它“保存了很多不见于其他诸本的朱墨批语”，二是其正文也有其他诸本所不具的独特异文。这样，就可使我们对曹雪芹原书八十回以后的情节能够有一些比较具体的了解。如批语中提到“秦可卿淫丧天香楼”一回时，曾删去“遗簪、更衣诸文，是以此回只十页，少去四、五页也……”这样，我们就可推知原稿中曾“写及贾珍与秦氏的丑事”，又如批语中提到妙玉后来曾流落到瓜洲渡口，并被迫“屈从”于“枯骨”，其遭遇十分悲惨。还有如批语中有“芸哥（贾芸）仗义探庵”的事，从中可以推知宝玉后来曾被关押在狱神庙中，贾芸通过某种途径去探望过他……这些批语无疑十分清楚地透露出曹雪芹原稿的某些重要的艺术构思：确实是研究红学的宝贵资料。

　　然而尽管红学家们大声呼吁，著文议论，写信催索，“靖本”还是踪迹全无。有的红学家沉不住气了，周汝昌先生就于一九六五年七月二十五日在香港的《大公报》上发表了《红楼梦版本的新发现》，将此抄本的情况向外界作了披露，一时之间，海外也引起了巨大的反响，都认为这是二百年来《红楼梦》版本史上的重大发现，并热切希望能够其正找到它的下落。谁知周汝昌的文章发表不到一年，文化大革命便在中国的大地上爆发了。靖应鹍和毛国瑶因为向周汝昌提供了“靖本”的资料而受到株连，被连续批斗，靖家的书籍也被一抄而光。

　　一九六九年，靖应鹍全家被下放到江苏涟水农村，生活上的窘困，精神上的折磨可想而知。但是这个“靖本”《红楼梦》给他家带来的灾难并未就此结束，因为在一九七四年前后，又出现过一次全国性的“评红”运动，那时候是“戏看八样板，书读一‘红楼’”，“百学俱废，红学独兴”。北京那个所谓的“半个红学家”借“评法批儒”之机，突然大谈起《红楼梦》来。这样，厄运又落到了靖家，从一九七四年至一九七五年间，从北京、南京多次来人到涟水。向靖应鹍追逼“靖本”下落，威胁利诱，无所不用其极。但是，“靖本”确实没有了。靖家的人为了找出这本使他们倒霉的书，真是想尽了一切办法，把屋顶和地板都翻了个个儿，但是“上穷碧落下黄泉，两处茫茫皆不见”。对任何熟人他们都分别加以询问，而且为了不致引起对方的注意，这问法也很特别，即见面就说“你前次借去的书看完没有？”意图用这种“突然袭击”的方法寻觅出一条线索来。可是什么方法都用尽了可是“靖本”依然毫无音讯。

　　一九八零年，靖应鹍妻子死前还在悼念这“靖本”。

　　据说，八十年代初，又在去南京的火车上，发现一位乘客在看这本书，封面还画者“此是大毒草”的字样，可惜车去人散，“靖本”又迷失了。


（二）程高本系统

　　程高本系统是一百二十回的排印本系统，其母本是由高鹗续写后四十回而由程伟元在十八世纪九十年代初付刊的木活字印本。其中，乾隆五十六年辛亥（179I）刻印的称为程甲本，乾隆五十七年壬子（1792）刻印的称为程乙本。

　　程高本最大的悬案就是后四十回的问题。后四十回为高鹗所续，这似乎已成为红学研究中的定论。从现存的若干种脂批系统的本子来看，都只有前八十回而无后四十回，这是一个无可否认的事实。然而后四十回究竟是否为高鹗所续？又是如何续的？却并不因为大多数人的认定就没有悬案存在了。事实上，在程伟元与高鹗二人为程甲本、程乙本所作的序中，就有不少令人费解的疑间与难猜之谜。

　　先看程伟元和高鹗在程甲本前所作的“序”：

　　程伟元序

　　《红楼梦》小说本名《石头记》，作者相传不一，究未知出自何人，惟书内记曹雪芹先生删改数过。……然原目一百廿卷，今所藏只八十卷，殊非全本……读者颇以为憾。不侯佞以是书既有百廿卷之目，岂无全壁？爰为竭力搜罗，自藏书家甚至故纸堆中，无不留心。数年以来，仅积有廿余卷。一日，偶于鼓担上得十余卷、遂重价购之，欣然繙阅，见其前后起伏，尚属接榫。然漶漫不可收拾。乃同友人细加厘剔，截长补短，抄成全部，复为镌板，以公同好，《红楼梦》全书始至是告成矣。

　　高鹗序

　　予闻《红楼梦》烩炙人口者，几廿余年，然无全壁，无定本……今年春，友人程子小泉过予，以共所购全书见示，且曰：“此仆数年铢积寸累之苦心，将付剞劂，公同好。子闲且惫矣，盍分任之？”予以是书虽稗官野史之流，然尚不谬于名教，欣然拜诺，主以波斯奴见宝为幸，遂襄共役。……

　　“从序文中看来，程伟元是出版商。所谓‘乃同友人细加厘剔’之友人就是高鹗。编辑工作虽说是‘分任之’恐怕是高鹗独力承担。”这是美国威斯康辛大学教授赵冈对以上两序的看法。但是这只是一种推测，究竟是程伟元与高鹗二人共同承担还是由高鹗一人独立承担，这应说还是一个悬案因为高鹗本人并未否认“分任之”的说法。

　　其次，按程伟元的序来看，此书亦并非完全由他们所续成，而是从各“藏书家”那里，从“故纸堆”中陆续找到二十余卷，特别有趣的是某一天从“鼓担”（即卖旧货的货郎担）上发现了十余卷。“遂重价购得”。然后由他们二人加以编辑整理成一百二十回本的《红楼梦》。也就是说，他们仅仅只是据原稿整理的整理者而已。这就等于他们自己已经否定了他们是续书的作者了！而且这些搜集到的原稿作者究竟是谁？是不是曹雪芹？仍是一个悬案。

　　而且，在1792年印行的程乙本前，有程、高二人合写的《引言》一篇，又重申了这一说法：“……书中后四十回系就历年所得，集腋成裘，更无他本可考。惟按其前后关照者。略为修辑。使其有应接而无矛盾。至其原文，未敢臆改，俟再得善本，更为厘定，且不欲掩其本来面目也。”

　　以上文字，赫赫然在目。且出自程、高二人亲自“口供”。都否认了他们是该续书作者。而只承认是编辑整理者。因此高鹗是否就是《红楼梦》后四十回的续作者。就又成为了一个大悬案了！

　　此外，程伟元在程甲本序中说的，他从藏书家及故纸堆中陆续找到二十余卷的话还多少有些可使人相信的话，那么他说他有一天花重价从一货郎担上买到十余卷《红楼梦》手稿，让人吃惊！

　　（三）“端方本”和“三六桥本”

　　属旧时真本范畴，也许是一种续书，也许是曹雪芹原稿。

　　关于“端方本”上海魏绍昌、徐恭时二先生曾有过一条资料：

　　褚德彝跋《幽篁图》（传抄本）

　　“宣统纪元，余客京师，在端陶斋方处，见《红楼梦》手抄本，与近世印本颇不同。叙湘云与宝玉有染，及碧痕同浴处，多媟亵语。八十回以后，黛玉逝世，宝钗完婚情节亦同。此后则甚不相类矣。宝玉完婚后，家计日落，流荡益甚；逾年宝钗以娩难亡，宝玉更放纵，至贫不能自存。欲谋为拜阿堂（满语，即无品级的当差执事人），以年长格于例，至充拔什库（满语，即千总，掌管文书的小兵丁）以糊口。适湘云新寡，穷无所归，遂为宝玉胶续。时蒋玉函已脱乐籍。拥巨资，在外城设质库，宝玉屡往称贷，旋不满。欲使铺兵往哄，为袭人所斥而罢。一日大雪，市苦酒羊胛，与湘云纵饮赋诗，强为欢乐。适九门提督经其地，以失仪为从者所执，视之盖北靖（静）王也，骇问颠末，慨然念旧，赠有加，越日送入鸾（銮）仪卫充示麾史，迄潦倒以终云。共大略如此。沧桑之后，不知此本尚在人间否？癸亥六月锗德弈。”

　　以上这段记载虽说是《传抄本》，但言之凿凿，有时间、有地点、有人物，而且内容连贯。不仅如此，还有旁证：这旁证一是纪昀在《阅微草堂笔记》中亦存类似记载；二是一九四二年一位日本哲学教授儿玉达童在北京大学文学系的一次读书报告会上，介绍了“日本三六桥本”《红楼梦》，其故事情节就与前面那段记载完全相同。

　　按照中国的说法叫“无风不起浪”，既然在民间流传着这种种传闻，那么这个与一般通行本不同的《红楼梦》抄本是否真的存在过呢？既然这个抄本是在端方处发现的（所以称为“端方本”），那么是否有可能找到呢？很遗憾！确实如有的红学家所说，凡牵联到《红楼梦》的人和事，都有点怪。这个拥有“端方本”的端方于一九一一年奉命入川镇压保路运动，刚到达资州，辛亥革命的风暴骤起，他就被起义的士兵所杀。他从北京带来的几十驮架书籍和珍奇古玩亦就此失散。那个珍贵的“端方本”是否也在其中呢？

　　当然，如果端方入川时确把“端方本”带来了，这个抄本肯定是失落在四川无疑。所以近二十年来，在四川各地不断有关于这个“端方本”的种种传闻。胡邦炜在研究《红楼梦》的过程中，也曾花费极大的力气来追寻流散于四川的“端方本”的线索，并在成、渝两地听不少人谈起过。且其中还有人说他们亲眼目睹过。而且更令人奇怪的是，这些目睹者文化水平并不很高，对红学亦无甚研究，但从他们口中讲出的故事梗概却基本一样，显然不是胡编乱造，故意耸人听闻。但是当笔者顺着这些线索追踪下去时，则总是要断线不是追到某一个人时他已去世，就是追到某一个人时他说告诉他的人下落不明。

　　因此，到底是否有过一个《端方本》，它到底是否失落在四川？这不得而知。

　　
“三六桥本”是日本民间所流传的《红楼梦》，与“端方本”相似。

　　（附上周老一篇旧文，完善资料）

　　《甲戌年话甲戌本披露之原委 周汝昌》

　　致台湾中央大学文学院甲戌年台湾红学会议

　　戌年高会梦魂通
怅隔蓬山路几重
桑海炎凉四甲子
笛声犹唱水流红  

　　感谢台湾中央大学文学院「甲戌年台湾红学会议」惠柬见邀。只因年迈路遥，未能赴召，深为怅仄！谨以芜辞申我祝贺之忱。并附短文，聊充芹献。  

　　目坏人 周汝昌  
甲戌夏节立  

　　今年是《甲戌本石头记》成书的二百四十周年，实历四个花甲子的岁月，而遗幸得保存，成为国宝。贵院开会纪念，涵义深长，允称盛举。

　　此本系胡适之先生于本世纪二十年代所得，是他创立「新红学」的一项主要文献依据，从此曹雪芹原著真面目始为世知，意义重大无比。

　　此书原藏者是大兴刘铨福，但从首叶所钤印记的位置情况来看，则很有可能是他爱妾马髣眉的秘籍，随她陪嫁而归为刘氏所有的。马髣眉是一位中华中特有的才女类型的英秀人物。她名叫寿萲，字髣眉，号宜男花主人、木瓜山女，通文词，还能精拓碑刻，也钤用拓碑的专用图章。我疑心她是满人贵家之后代，这部珍贵的《甲戌本》也就是她由娘家带来的世代家传之秘本。这一点，可从现存的卷后题记是在麟庆家的半亩园中所写这一史实，得到一些耐人寻味的参证，因为麟庆是嘉道间的满族名宦贵家，他最有名的半亩园就在北京东城弓弦胡同（是清初园林艺术名家李渔所创建）。

　　咸丰十年（一八六○）三月，或稍前，刘铨福在北京西山竟然找到了雪芹笔下的「西方有石名黛，可代画眉之墨。」（第三回）的那种黛石（此石产于西山之斋堂村，纳兰公子成德的《渌水亭杂记》里也专条记载过）。他归家后将黛石赠与髣眉，并请武进人庄裕崧画了一幅《翠微拾黛图》，以为韵事佳话的纪念。

　　大约绘图的十年之后，髣眉即已香消玉殒。刘铨福遂将此图并先后所得诸家题，装裱成为一轴长卷，卷首由名画家何绍基题端，图后第一家题的即是濮文暹的杰作，南北合套曲（北新水令、南步步娇），此套曲由名诗人李士棻代书。后有刘氏亲戚天津名人樊彬的跋记，已是同治七年的笔墨了。

　　须知，《甲戌本》卷尾的题记，恰好也就是同治三年、五年、七年的痕迹----这就表明，给这部珍奇秘籍作题跋，也还是由悼念马氏髣眉而引起的。

　　更重要的却是：刘铨福到西山去寻拾黛石，显然是由于他得到了《甲戌本》而引发的奇思僻想，无怪乎濮文暹套曲之前有小序云：「刘郎入西山深处，拾石曰黛，归为细君画眉。」则可见其缘故情由了。制曲的濮先生，正是《甲戌本》题跋中的「青士」。

　　我们现在所知此本的来历，大略如此，但我仍然盼望能有学者探索它的更早的流传史实，如有所获，定可说明它的价值还巨大得多。

　　一九四八年，我冒昧地向胡先生提出请借《甲戌本》。隔时不太久，一日下午，中国考研古代小说名家孙楷第先生来到北京海淀燕京大学美丽的未名湖畔，登上雕梁画栋的「四楼」（是从大门内由西向东数起的第四座学生宿舍，不是「四层楼」），叩门来访，我正在撰写《红楼梦新证》的书稿，周先生递与我一部书，报纸裹着，有胡先生用浓红朱笔的工整楷字，首行是「燕京大学四楼」，次行是我姓名。打开看时，正是世人很难得见的《甲戌本》！

　　是年暑假，我将此书携回故乡天津南郊，家兄祜昌一见，也惊呆了，方知坊本《红楼梦》是已遭篡乱歪曲的假本子，从此萌生了誓为曹雪芹恢复真面目的愿心----以后一直为此苦作了四十几年，锲而不舍。当时鉴于这部古钞本纸已黄脆，不忍多所翻检，为了保护它，遂决意钞录副本。经营了整整一个暑假，副本终于竣工。

　　本来的设计是钞竣之后，一俟运用完毕，就也交与胡先生归他与原本同存的；但他说：你们录副，做得对，就留下自己用吧！就是原本，日后我也是要捐与公家的。

　　原书存在我手，胡先生从未催问，连一字也未曾提过它。他这种对一个素昧平生的学生的慷摡与信任，使我深为感念，至今难忘！

　　在胡先生离开北平（当时的名称）的前一刻，我专程将《甲戌本》原函四册送还，那时胡先生住东城东厂胡同一号，叩开门，出来的是他的长公子。我将书妥交，未入门即告辞了----那时我什么都未曾想及，事后很多年，我方得知，那时胡先生正在行色匆匆，而走时只随带了两种书册，其一便是这部《甲戌本石头记》。

　　这段历史经过，目下年轻一代学人是很难想象其真情实际的，故稍作追叙，以供参考。其余的事情因在拙著《石头记鉴真》一书中（与家兄祜昌特为《甲戌本》合撰的）已有较详的记述，故不重赘。

　　这部书，与《庚辰本》《戚序本》是最早重现于世的「三真本」，也是最早影印行世的三部未经程、高篡改的、接近雪芹原笔的古钞本。它们是研究红学的最重要的文献----其实也是一种「史册」。由它们而引发开拓出无限的研究领域与美学境界。

　　祝甲戌年台湾红学会议圆满成功！